观察“新文化运动”的北大级视角
如果以年9月15日《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作为起点，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迄今已过百年。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既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奠定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实在太过重要，所以“新文化运动”在日后也就逐渐被阐释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当然内在于“新文化运动”，其思想主张与实践形式都是包孕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一种。但两者的差别也很明显，最为突出的一点便是运动的主体不同。“新文化运动”虽然以《青年杂志》的创刊发轫，但实际上“新青年”是这场运动的召唤与塑造的对象，运动的主体乃是他们的“导师”一辈。这场运动的代表陈独秀、胡适与李大钊等人多为北京大学的文科教员，蔡元培则更是时任北大校长。而“五四运动”的主体却不然。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学生运动”，是真正的“新青年”第一次以历史主体的形象出现在现代中国的舞台上。日后谈论“五四精神”的利弊得失，当然也有陈独秀与胡适等“导师”一辈的论述参与其间，但论者所能依据的主要还是当年在场的学生通过著述与实践不断追怀及建构起来的“五四记忆”。换句话说，从“五四运动”起，“新青年”不仅成为历史书写的主体，也开始自觉书写历史。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最先使用“导师”与“学生”的“代际视野”对这场运动做出成功阐释的，是罗马尼亚裔美籍学者舒衡哲（VeraSchwarcz）。在专著《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她提出“五四运动”时期“历史活动舞台上出现了一代新人”，即“‘五四’人”，认为“这代人的聚合点是年5月4日所发生的事件”，并且具体讨论了他们与“导师”一辈之间的互动情况。1从“代际”视角出发考察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其实并非舒衡哲首创。2她的学术史意义在于将这一思路整合成一种有效的解释范式。而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基本都接纳了她的这一论述。
“代际视野”在复杂的历史表象面前当然有其穿透力，但需要说明的是，其成立的前提却是首先借助抽样的方式对于一代的整体特征进行把握。是故，那些在重要“事件”中在场的成员自然也就很容易成为被抽样的标本。具体到“五四运动”而言，所谓“‘五四’人”指的便是当时“在读”的、与三级北大学生。3之所以特别强调他们的贡献，就在于学生身份对于“五四”一代的代际意义的生成具有决定作用。
的确，当时在读的北大学生，以中国文学门（同年秋改称系）为例，级有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与俞平伯，级有邓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与郑奠，级有成舍我与孙伏园；再以中国哲学门为例，级有顾颉刚，级有朱自清、康白情与江绍原，级有何思源。凡此，皆可谓“一时之选”，而他们日后在现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与教育等领域的成就，也更是“可圈可点”。他们当然是“五四”一代的典范，同时，“五四精神”也被他们以各自的道路不断拓展。
不过，当在场者享受殊荣时，缺席者是否必然应当被湮灭在历史的角落？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被“五四运动”这一时间与意义的节点所主导后，两者之间原本存在的某些缝隙也就在一种线性的逻辑链条覆盖下被忽略甚至抹平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于蔡元培年底掌校后，由于级次年即离校，是故少受洗礼；而级虽然未及“五四运动”发生，但已经参与与两年的“新文化”建设。他们同样是“新文化运动”所召唤与塑造出来的一代，也是一种“新青年”。因此，考掘与追踪级北大学生从在学期间到“五四运动”的教育经历及文化实践，也就不仅具有重建论述对象早期生命与学思历程的史料意义，更可以在此基础上尝试为观察“新文化运动”的展开过程及内在理路提供一种不同于分辨师生两辈的“代际”视角的论述方式。
日后成为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冯友兰（—），年进入北大哲学门就读，成为哲学门招收的第二届十三位本科生中的一员。4年毕业后，他返回原籍河南开封任教，并于次年赴美留学。与他的师弟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不同，冯友兰直至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代表作《人生哲学》以后，才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这一延迟的“登场”与他在“五四”现场的缺席直接相关。他在北大求学期间的经历，为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离校以后介入并且延续“新文化”的“志业”准备了条件。是故，本文的讨论便从考辨冯友兰在北大的就读经历说起。
在《青年杂志》创刊的年9月，冯友兰入读北京大学。此前的暑假，他从上海的中国公学大学预科部毕业，报考北大法科并顺利通过考试。入学北大后的冯友兰很快转入文科中国哲学门学习。与他同为哲学门级本科生的还有孙本文、谢基夏、于登瀛、谷源瑞、嵇文甫、唐伟、陆达节、胡鸣盛、黄文弼、朱之章、陆焕与李相因等十二人。其中，嵇文甫是河南汲县人，年6月毕业后与冯友兰一道返回开封任教，日后一直在河南教育界工作，在高等教育与哲学史研究等领域多有建树。其他同级同学，孙本文毕业后曾赴美国留学，归国后历任上海复旦大学与南京中央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陆达节日后长期在海南与广东开展教育工作，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是古代兵书研究专家；胡鸣盛先是在北京大学与北京医科专门学校任教，后又进入北平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在敦煌文献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等方面著述颇丰；黄文弼毕业后留校，后长期从事西北史地考察，是边疆文献专家。可见，虽然与“五四”一代的“群星璀璨”相比或许稍有逊色，但级北大哲学门的学生显然也都十分优秀。从他们日后的发展路向来看，就读期间的思想熏陶与学术训练，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由于他们在校时间横跨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段，所以对于他们教育经历的考察也就需要更为细致地加以分辨。
中国哲学门，原本只是北大计划开设的三个哲学门之一，但由于师资匮乏，另两门—西洋哲学门与印度哲学门当时并未创建。级哲学门首届学生共二十四人。尽管其中也有在日后成为著名学者的张申府与陈钟凡等，但总体而言，他们的学术格局与水平较之级，还是明显偏弱。这与他们接受的教育不无关系。据冯友兰回忆，他入学时，“中国哲学门里有三门主要课程。一门课程是中国哲学史，讲二年。还有诸子学和宋学，这是两门断代哲学史”，“给我们讲中国哲学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于是冯友兰认识到“当时的教授先生们所有的哲学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他们看不出哲学和哲学史的分别”。5
冯友兰所说的这位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教授是陈黻宸。陈黻宸（—），字介石，浙江瑞安人，早年参政，后转向治学，晚年在北大任教。“《中国哲学史》开课之初，只是由陈黻宸一人讲授。”6同时，他还负责哲学门的另一主要课程“诸子哲学”。级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全部由陈黻宸开设，级第一年的“中国哲学史”课程也是由他讲授。现存的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上起伏羲，下讫太公，7恰与冯友兰的回忆相合。
在写于年8月的一份英文简历中，冯友兰表示在北大读书期间，自己“在中国哲学方面，深受陈介石的影响”8。此说主要是基于他修习过陈黻宸的“中国哲学史”课程这一教育经历，而不是指学术路向与研究方法层面上的“影响”。因为陈黻宸的知识结构无疑已经相对陈旧，而级哲学门的学生比诸级之所以能在整体上展现出新的面目，正在于并非全然受到他的“影响”。
年，陈黻宸病逝。同年，北大哲学门的“课程设置及学术风气”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具体而言，首先是原先由陈黻宸一人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改由马叙伦、陈汉章以及应校长蔡元培与文科学长陈独秀之邀归国任教的胡适三人分别开设。此外，“另一个变化是：年前，中国哲学门的课程多限于哲学思想本身，一般较少涉足于其它学科领域。而年之后则经常开设哲学以外的其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课程，如顾梦渔讲《经济学原理》，沈步洲讲《言语学概论》，陈仲骧讲《人类学》及《人种学》，李石曾讲《社会学科》和《生物学》等等”9。导致这些变化的直接原因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这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也把蔡元培、陈独秀与胡适等人的思想主张推向了教育与学术实践。冯友兰在这一氛围中开始与“新潮”接触，自然也就为他的观念与行为发生“新变”提供了契机。
年9月，冯友兰进入三年级，结束在美留学的胡适（—）到北大任教，任哲学门教授，开设“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当时与他同样讲授该课的陈汉章沿袭了陈黻宸的讲法。据级哲学门学生顾颉刚回忆，陈汉章“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讲到商朝的‘洪范’”10。胡适到校后，重编讲义，从西周之后的哲学讲起。所谓“截断众流”，指的便是他的这一迥异时潮的做法。冯友兰日后回忆：“当时我们正陷入毫无边际的经典注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见周公。见到这个手段，觉得面目一新，精神为之一爽。”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胡适的讲义“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无论有没有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注释古代经典的形式表达出来，所以都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在冯友兰看来，胡适的做法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11。称赞胡适此时在授课与著书中彰显了“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显然是一种事后追认。但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胡适的“述学文体”的确影响深远，甚至成了一种以“白话文”述学的典范形式。12冯友兰此后的学术著述，也在这一谱系之中。在新的表达方式背后实为新的思维方式，胡适带给冯友兰的冲击不可谓不大。
年11月17日，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召开筹备会议，冯友兰出席。《所约》规定，三年级以上学生均可报名，每周活动一次。冯友兰在会上选定了三项研究科目—“欧美最近哲学之趋势”（导师胡适）、“逻辑学史”（导师章士钊）与“中国名学钩沉”（导师胡适）。月3日，研究所正式成立，蔡元培到会演讲。此后，冯友兰便在胡适的指导下系统学习。在毕业次年，冯友兰决定出国深造，选择学校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去征求胡适意见—“我找胡适，问美国哲学界的情况，学哲学上哪个大学比较好。他说，美国的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的哲学是新的，他本人就是在哥伦比亚学的新哲学。”14于是，冯友兰听从胡适建议，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
冯友兰在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说：“我觉得我在北大的三年收获很大。这三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我开始知道，在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之外，还有真正的学问，这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第二阶段，我开始知道，于那个新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更新的天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当时觉得是更上了一层楼。”15冯友兰此说，大略可以对应他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教育经历。
《心声》与《新潮》的对话及交响
在舒衡哲的论述中，冯友兰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生”一辈。在她的概括中，“学生”一辈与“导师”一辈的差异之一在于“他们的年龄和进入北大之前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较少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从而也就不那么憎恨它”，“他们不像其师辈那样自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便备受封建心态的困扰，因此在进行文化批判时更为理性”。而这点在“冯友兰和张申府等人后来的著作中明显地反映出来”16。如此说来，似乎冯友兰正是“学生”一辈的代表人物。但事实上，同为“学生”，他与师弟们并不完全一样。他在重新评价“传统”之后转向了主张文化守成，这点他比绝大多数“学生”一辈都要走得更远。甚至在胡适看来，他已经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17当然，胡适之说未免夸大其词，因为冯友兰此后进行的只能说不是胡适式的“新文化运动”，而不能说他已经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与方向。通过分析他与典型的“学生”一辈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现场中的异同，可以见出两者的关联所在以及日后出现的差别所向。
年6月，冯友兰结束了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同年9月他到开封的河南第一工业学校担任国文与修身教员。关于自己返回开封后的生活，冯友兰在晚年回忆中只有一段轻描淡写的叙述：
我也是五四运动时代的人，但是我在北大年就毕业了，没有赶上年5月4日那一天。我在北大毕业以后，回到开封，在一个中等专科学校教国文和修身。有几个朋友商议，也要在河南宣传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我们大约有十几个人，每人每月出五块钱，出了一个月刊，叫《心声》。我当时担任功课比较少，就叫我当编辑。我写了一篇发刊词，其中说：今更以简单之语，声明本杂志之宗旨及体例曰：
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这个刊物的内容很平庸，但在当时的河南这是惟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了。18
冯友兰在这段回忆中谈到了“缺席”与“在场”的问题。他虽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但却是在河南传播“新文化”的先驱。不过，也需要略加辨析，即《心声》杂志创刊于“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年下半年，所以说其旨在“宣传新文化”不假，但“响应五四运动”则言过其实。并且与晚年认为“刊物的内容很平庸”不同，在年8月的自撰简历中，冯友兰把“编辑《心声》双月刊，评论当代各种问题”当作了自己的一项重要经历。19编辑《心声》是冯友兰早期文化实践的关键部分，而这一当时河南“惟一的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年下半年出现，其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年1月，以北大文科学生为主体的《新潮》杂志创刊。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北大先后出现了三种主要的学生刊物。根据冯友兰晚年的表述，“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20。对此，俞平伯也有诗为证：“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21所谓“一班”，指的是三家刊物的主力都是北大国文门的在读学生。虽然各自宗旨不同，但“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22此前已创刊的《心声》便是通过这一模式组织与发行的，只不过其拟想的受众主要面向河南而已。冯友兰在这方面可谓已着先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