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马延婧 外国语学院级本科生
NOTES编者按国无防不立。
八十九年前，南昌起义的炮声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此后几十年间，驱逐日寇、解放全国、抗美援朝，中国军人用枪炮打下万里河山，打出赫赫国威。
四十三年前，决心为国争口气的于敏放弃安稳人生，毅然投身氢弹研究工作。六年奔波劳顿换来西部浩瀚沙漠上空腾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氢弹响彻天际的爆炸声中，中国成为真正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国防建设之于新青年也有了不同的含义。身处和平年代的部分北大学子选择成为国防生，这意味着选择在大学里练兵、在部队中践行知识、于无声中奉献青春。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青年，却同样为国家和国防事业奉献青春，流血流汗。
又是一年建军节。
值此际，《北大青年》推出这样两篇文章，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个日子里，在这个园子里，总有些人值得我们去尊敬、去怀念、去铭记。
每天七点起床，打太极，买菜，这是于敏退休生活的常态。回到家里，打开录音机，从里面传来京剧铿锵婉转的韵律——听京剧和看中外古典文献，则是他退休后最大的两个爱好。
京剧不能享受太久，他还要花时间备课，好为孙子辅导物理作业。几十年来忙于工作，他觉得对家人亏欠太多，就想在退休后一股脑儿地把心血倾注到孙辈身上。
于敏的退休生活和普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以至于连邻居都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氢弹构型，那是除了美国T-U构型外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于敏构型。它的独一无二性见证了近半个世纪前的风云际会，而它的发明者就是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以科学为祖国献礼● ○ ○年，于敏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受高中两位恩师的影响，于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宏观角度处理微观问题，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但工学院的老师相比于追本溯源更重视动手能力，“心灵手不巧”的于敏难掩失落。两年后，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入了北大物理系。
，这是于敏在北大的学号，因为常年高挂在成绩排行榜之首，许多人的脑海里，依然留存着关于这个学号和这位“学神”的传奇记忆，当其他同学大都只能拿60分的时候，于敏可以轻松拿到满分。
年，新中国成立，于敏本科毕业。他选择留在物理学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研究生毕业后，因在基础物理研究上展现出来的过人天赋，于敏被时任北大物理学系教授的彭桓武一眼相中，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他最感兴趣的原子能理论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这也是于敏自小立下的志向。
年天津沦陷时，于敏还没有过11岁的生日，而日本人离开天津时，于敏已经19岁了。日本人的横行霸道、亡国奴的屈辱生活，整个青少年时代的经历给于敏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兵火轰隆的日子里，于敏性喜安静，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历史演义。他崇拜诸葛亮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倾慕岳飞和杨家将的精忠报国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凛然正气。他把为国纾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
民族忧患的意识，振兴中华的渴望让于敏在青少年时代就坚定了走科学之路的决心。
但是，与同时期从事原子能理论研究的大多同仁不同，于敏不曾出国留学或进修。而当时，国内也没人懂原子能理论，于敏的研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但他很快就掌握了国际原子核物理的发展情况和研究焦点。20世纪50年代，在基本粒子研究尚无大进展时，于敏在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方面发表了《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关于原子核独立粒子结构的力学基础》等颇有分量的论文。对于原子核物理的研究，于敏已经站在了国际前沿。
从学时未曾踏出国门一直是于敏的遗憾。人们说他是中国地道的“土专家”，他自己却说“土专家”不足为法，因为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三十余年后，当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即将毕业时，于敏并没要求她留在身边。“于老师希望我出国留学，完成他的‘留学梦’。”蓝可说。
“但是，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强调献身祖国。”蓝可说，“于老师建议我出国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作贡献。”
于无声处另辟蹊径○ ● ○年1月，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通知他被任命为“氢核理论组”副组长，加入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工作。这是于敏始料未及的事情。他内向沉默，喜欢基础理论研究胜于应用研究，而且，他当时的原子核理论研究正处于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关键时期。
面对这次任命，于敏没有做太多思想斗争。童年的经历使他立志让中国不再受人欺负，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为中国争口气。“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掉，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相比于之前的原子弹研究，于敏等人进行的氢弹研究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没有留学背景的年轻人，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一点点探索着氢弹理论。
许诺易，践诺难。氢弹预研究工作开展的条件异常艰苦，面临的困境不仅是理论上的创新。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奇缺，每个人都有粮食定量。就算是和周总理一起吃饭，大家吃到的也不过是两个鸡蛋、四个包子。
饿着肚子，营养跟不上，研究却不能停。氢弹比原子弹在科学技术上要复杂得多，突破原子弹后，氢弹要快上，这就要早做预先研究。但年，苏联撤走相关专家，与此同时，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期，九所（核武器研究所）的原子弹研究工作抽不出人手。
那时研究所的工作重心在原子弹研发上，氢弹的预先研究几乎没有可利用资源。要研究热核反应中复杂的物理现象和规律，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1万次的电子管电子计算机，为保证原子弹的顺利研发，计算机95%的时间要给原子弹组使用，氢弹组只能使用5%的时间。于敏就带着组员，人手一把计算尺手算数据。
年，罗布泊上空升腾起了一朵蘑菇云，原子弹试爆成功。
在完成原子弹试爆后，国家主席毛泽东指示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年9月，于敏率领部分研究人员，带上被褥、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设计任务。
当年参与计算工作的蔡少辉老人回忆，由于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一摞摞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然后回到宿舍后再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再做进一步分析。
近百个日夜的计算，他的背驼了，头发也白了一大片。
于敏和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
在一个深秋的傍晚，于敏在计算所边上的小路散步时，突发奇想，提出了“在结构上避开能量破坏”的想法，这一奇思妙想，最终成为了小组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于敏当即给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电话。
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个关键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 ●临危受命时，于敏想好要在突破氢弹技术后，回去做基础研究。“文革”后，钱三强也多次询问于敏的想法。但最终，于敏没有回去。
20世纪80年代，曾并肩奋战的同仁相继离开九院。于敏不是没有想过离开，但他知道，第一代热核武器解决的仅是有无问题，性能还有待提高，必须发展第二代核武器。于是他留了下来，突破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
于敏一心扑在核武器事业上，多年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劳累下，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几度陷入休克，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而每次一出院，他就又立刻奔赴西北试验基地。
年冬天，于敏在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他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严寒的高原上了，他曾在这片试验场休克昏倒，也曾在这黄沙大漠中大声吟诵“不破楼兰终不还”。
楼兰终究得破：这次试验很成功，为我国掌握中子弹技术奠定了基础。
于敏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核研究的人。于敏对世界核武器发展趋势作过深刻分析，他认为美国核武器水平已接近极限，再多试验也不会提升其性能。优势要保持，但自己无法再进一步，美国只能转而限制别人的发展。于敏想，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全面禁止核试验。如果在那之前，我国还没有掌握相关数据，核武器事业可能会功亏一篑。
于敏向邓稼先表达了自己的忧虑，邓稼先也有同样的担心。于敏建议上书中央。年，由于敏、邓稼先、胡思得向中央递交报告，希望加快热核试验进程。“这次上书建议可以与原子弹和氢弹技术突破相提并论。不然，我国的核武器水平会相当低。”对此，胡思得直言。
不出于敏所料，年，美国提出举行全面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年7月29日，又一次成功进行核试验后，第二天，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并于同年9月24日首批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于敏等人的上书为我国争取了十年热核实验时间。此后，于敏又建议用精密计算机模拟保证核武器的安全、可靠和有效。后来这个建议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核裁军也是于敏的心愿，他“打心眼里赞成核武器最好都彻底销毁、完全禁止”。于敏说，我国的核武器属于战略防御属性，是威慑力量，“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核武器”。
为国之富强，于敏甘愿放弃即将获得的学术成果，隐姓埋名三十年，投身祖国的国防建设。那西部无垠戈壁上的一声巨响，宣告的正是于敏多年夙愿的达成：要为中国争口气。而那往昔的峥嵘岁月，见证的是一个赤子的拳拳爱国心，记录的是一位学者的殷殷报国情。
习近平总书记为于敏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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