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你好。
欢迎你来到这里，听老徐说高考故事。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
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则“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声春雷响彻天地，唤醒了许多人尘封已久的“大学梦”，点燃了无数人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希望之火。
当年12月，全国高考在中断12年后恢复举行。
那个冬天，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
尽管录取率只有5%，仍有27万人的命运因此被改写。
时间如白驹过隙，40年弹指一挥。
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四十年来，无数考生度过了“魔鬼六月”、“黑色七月”，走进白衣飘飘的大学时代。
无论你是老三届还是新三届，无论您是70后还是90后，或者是为高考生保驾护航的交警、出租车司机，只要你的故事与高考有关，都请您讲述出来，让我们用文字、图片或视频形式，纪念“那些年我们一起经历过的高考”。
来吧，说出你与高考的故事吧！
奖品是前三名可获得老徐点评高考志愿的机会哦。
继续分享投稿，今天是第8篇。
为了避免有导向性，老徐依然不点评，一切听大家的。
一起来看看：
他用20年时间，圆一个大学本科梦
——蔡敬田
我这里说的“梦”，是指“大学梦”，不是专科，而是“本科大学梦”。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爆发，当时我正在济南一中读高中二年级。一中是名校，我是选送生，照常理说，考上个名牌大学，应该没多大问题。换句话说，此时我距离大学校门，不过仅差一两步之遥而已。然而文革爆发，废除高考，美梦未圆，即被打得粉碎。
一九六八年秋天，我参军入伍告别济南一中，到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进入山东师范学院学习，我等待了十年。山师专科毕业后，一九八五年又进入山东师范大学本科函授班学习，一九八八年终于拿到本科毕业证书。用了二十年时间，终于圆满了一场大学本科梦。
一、与初中同学击掌约定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在原籍山东滕县一中初中毕业，理所当然地报考了滕县一中的高中。发榜下来，我被录取到滕县一中，同班同学张兴泉和二班的孙兰州同学被录取到济南一中。对此我没有太多在意，他们初中时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也应十分优秀，他们的父亲都在政府部门工作，由于工作调动等原因孩子随迁到外地上学也在情理之中；我们班的一个军人子女贾鲁渤，不也同时被录取到曲阜一中学习了嘛。
当我带着行李到滕县一中报到时，却遇到了张兴泉等一帮同学在迎接我。这时学校这才正式通知我，录取时发生了误会，发榜时弄错了名单，济南一中已经拿走了我的学籍档案，我和张兴泉应该调换过来。就这样，我戏剧性的进入了济南一中学习。
在初中时我和张兴泉就是邻桌和朋友，经过这场戏剧性的“误会”，我们更成了“惺惺相惜”的挚友。
到达济南一中后，在往来的第一封信里，我们约定：“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见！”
----年应该是我们参加高考进入大学的年份，“天安门广场见”意味着我们都准备报考北京的名牌大学。春风得意时的勃勃雄心，最后又成了一场戏剧性的“误会”：
由于文化大革命，年国庆我们还留在高中学校；天安门广场我是去过了，但胸前没有大学的校徽，胳膊上戴的是“红卫兵”的袖章；当然，在广场也没有见到三年前约定的初中同学……
二、百无一用是书生
按照中国教育制度的设计，高级中学就是为大学服务的，上高中就是为了升大学。高中毕业不能升大学或因为其他原因上不了大学，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很尴尬的：
专业能力比不上同等学力的中专生，动手能力比不上同等学力的技校生;工农群众嫌你的“知识分子味”太重，知识分子队伍又不承认你是知识分子；自己的感觉一时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时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１９６８年从学校入伍后，我成为炮兵部队的通信兵。在回济南学习无线电通信时，总感觉老兵们给讲的无线电知识似懂非懂，只好回济南一中找邓新亨老师找了几本书物理书重新学习，这才开始知道什么叫“书到用时方恨少”。
后来当我也成了“老兵”时，部队进入战备值班，需要给全营的班排长们讲讲无线电通信知识。第一天由我讲实际操作，当讲到在一定条件下，某型设备的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5公里时，我随手在黑板上写了“15km”。课后有人告诉我，有个排长对我不满意：“公里”就是“公里”，为什么要写成“km”，太张扬了！
第二天由上级来的无线电工程师讲课，写了满满一黑板的术语、符号、代号，“km”(千米、公里)、“kc”(千周)、“hz”(赫兹)都出现了，但没有任何人议论什么
---这时我才明白，工程师越“张扬”越是工程师，而你这个“大头兵”只能是“大头兵”，不能体现出任何“知识分子味”来！
退伍后分到济南铁路局，在一个小车站做助理值班员。一次，站长要我和另一个也是高中毕业生的学员一起，为车站一个新建筑画上铁路标识“路徽”。我们在学校学习过“平面几何”、“立体几何”，但没有学习过“画法几何”和“制图学”，准备了好几天都没有动手。最后还是一个老工人启发我们，从到站停留的铁路货车上描摹了一个“路徽”图形，修改一下画到了这个建筑上，才没有给高中毕业生们丢人。
后来车站改建，在对站场设备进行电气化改造的同时，也对家属区的生活用电线路进行了整改。在工程队竣工交付即将离开时，车站领导和职工、家属围着工程队的技术员，询问在共用一块电表的情况下，怎样合理计算电费。技术员指着我说：“这事蔡师傅完全可以给你们算得清楚，单位和个人谁也吃不了亏！”自己当时十分感动，还真有“慧眼识英雄”的！
当大家离开后，这位技术员认认真真、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用电量的计算公式，电费的计算方法，合理收取电费的措施。
----原来这位技术员也没有把你当作什么人才看待，只不过是个会算算术的学生！
多次类似的尴尬，坚定了我不能只做一个“百无一用”的“书生”，需要继续学习，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虽然这时的知识分子们还在自嘲是“臭老九”。
三、半截惊喜终归凉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七.二一”指示，从一九七零年开始，各大学陆续开始招收推荐来的工农兵学员。一九七三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这也是后来出了“白卷英雄”张铁生的缘由。
由于需要文化考试，各级领导都慎重了些，“后门”关系也收敛了些。我当时所在的济南铁路局兖州车务段，有幸分到了一个名额，据说是西南交通大学运输系的，按规定可以推荐三个人去参加考试。不知哪只“慧眼”又看到了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三分之一。当我们三个被推荐对象集中报名时，那两位同事很快发现，他们可能只是在“陪太子读书”；我也自认为是三人中的佼佼者，嘴上不说什么，心中大有势在必得之意。
从通知报名到考试只有十几天的时间，用当时的流行语言说是“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努力的借教材、找资料、挤时间，重新拾起放下多年的功课；车站领导十分支持，主动为我们调整班次、争取复习时间；车务段管理部门也在积极准备替班人员，以便我们可以脱产参加考试；上上下下是一片喜悦、紧张、忙碌景象……
当我们在阵阵紧忙时，段领导突然接到上级电话，通知兖州车务段的推荐指标取消了----真是劈头泼来的一盆冰水！在车务段值班人员电话通知我时，顺口犯了一下“自由主义”，加了一句：“名额不知又从哪个后门溜掉了”！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六年，在七年的推荐工农兵学员期间，兖州车务段没有实际得到过一个名额。倒是车站附近的一些村庄，几乎每年都会传来某家的孩子被推荐上大学走了的消息。
虽然无缘一九七三年的推荐考试，但事后别人告诉我当年的一道物理试题，我认为题目出得很有水平，以致至今难忘。题目是：“割麦为什么需要磨镰？”----我知道，这是要考物理学“压强”问题的。
四、蒙准七七高考作文题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做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十月十二日，国务院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一九七七年冬和一九七八年夏，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达到一千一百六十多万人，“老三届”们也迎来了新的希望、新的机遇。
恢复高考的消息既让我兴奋又使我犹豫：既想参加高考，圆了这个大学梦；又担心时间紧张，拾不起已放下十多年的功课(当时还不知道，包括济南一中在内的一些学校，已经办起了高考辅导班，而且基本是免费的）。
这时，原济南一中的一个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为准备参加七七年高考，要求我在作文方面帮助一下。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在一没有题目、二没有资料、三没有范文的情况下，凭空讲怎样作文，只能是无的放矢，辅导不辅导没有什么区别。
我一边给同学倒水，一边在脑子里飞速“备课”：一九六六年前的高考作文命题，一般以夹叙夹议的议论文为主；今年刚刚恢复高考，应该不会超出这个框框。命题作文应该紧扣题目、首尾照应、结构完整，千万不能“跑题”。文字方面不要追求华丽，但一定要能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让别人能看懂你想说什么。
我将这些路人皆知的“知识”告诉了这位同学，当然不会使其满意。听完这些泛泛之谈后，同学要求举个例子、将内容说具体点，尤其是文章开头、结尾的文字应该怎样写，最好也能说一下。
在同学的“逼迫”下，我想起了原高中教材的语文课文：苏联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我的一天》，那可是当年对全世界作家命题作文的一篇。年前令人难忘的事情太多了：多位伟人的去世、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的复出……一个作文题目脱口而出：《难忘的一天》！
我们就用《难忘的一天》这个题目，具体讨论了要写好什么事难忘、为什么难忘、怎样难忘，要写好早上、上午、下午、晚上完整的“一天”；一直讨论到文章的开头、结尾可以使用什么句式，使用什么文字。这位同学满意的走了，我应付过去也把此事丢在了脑后。
77级高考过后的一天，闲聊时一位同事问我：知道77级高考作文题目了吗？我说还没有听说，他告诉我山东的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当时惊讶的几乎要叫起来：我蒙准了77级的高考作文题！
——我辅导的这位同学肯定考上大学了！
果然，录取通知书下来后得知，这位同学如愿以偿，被山东医学院（后为山东医科大学）药学系录取。
多年后，碰到这位已是药学专家的同学，我们还开了个玩笑：这个专家头衔，应该有我的一半！
五、抓住最后的机遇
我辅导的这位同学被大学录取，坚定了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几个月后，我在兖州报名参加了年的高考。
按高考后公开张榜公布的分数，我的成绩是当地文科第二名。凭文化考试成绩，我自认为肯定能有学上。但到分数线以上考生进行体格检查时，又惊了我一身冷汗！
内科体检结果：肝大2公分。
当时我也没有太多注意。各科体检结束后，主检医师当着我的面在体检结论上写：“不得录取……
啊，我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冤哉枉也，这２公分葬送了十几年（不，已是二十几年）的心血！
还好，主检医师抬起头来问我：“考了多少分？”我报告了准确分数后，主检医师低头继续写道：
“不得录取石油、地质、煤炭专业”。
哦！这时我一颗吊着的心才放下来，而背上不知为什么感觉湿漉漉的----当日的天气似乎并不太热。
不久后的一天早晨，我到单位上班时，传达室师傅悄悄告诉我：“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在领导那里。”
当我见到单位领导时，领导这才想起问我对考学的态度，虽然在此之前写介绍信、开学力证明（一九六八年入伍离开济南一中时，学校没有给发放高中毕业证书，只能按“同等学力”报考）已经是一路绿灯。
因为我知道录取通知书已经到达，心中有底，所以说话很“高姿态”：我参加考试只为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现在有稳定的工作，考上考不上都无所谓；即便考上了，学校或专业不好也不一定去。
这时领导才递过了录取通知书，并表示挽留；我也尽量客气，感谢领导的关怀，学成之后，争取再回来为单位效力。
六、进入山师专科班
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离开济南一中十年之后，终于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三十岁上成为山东师范学院（后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学生，总算圆了个大学梦。
同时进入山师大门的原济南一中同学还有：高十九级二班尹芳林、王肖辛（中文系），高十九级三班施煜（数学系）等。想不到当年的中学同学，在社会上闯荡十几年后，又当了一回大学同学。
进校后才知道，一九七八年教育部要求加大对老三届学生的录取率，师范类高校招收大年龄的考生不得少于40%。山东师范学院政治系当年的招生指标是90名，四九三十六，录取了36名大年龄考生，54名正常年龄考生。（这已是我们最后的机遇，一九七九年对入学年龄做了严格限制，我曾目睹79级新生因年龄超限被送回去的现场。）按年龄分别编成两个班，老师们比照幼儿园惯例，称为“大班、小班”。
本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原则，将大年龄班（正式名称为七八级二班）定为二年制专科，正常年龄班（七八级一班）定为四年制本科。在实际上课时，全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课都是在一起学习的。
大学的学习生活是规范化、制度化的，是按部就班甚至有点枯燥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大班”同学来说，我们的大学生活是激情的，甚至是亢奋的。
十多年的干渴，终于迎来了雨露；多年的大学夙愿，终于变成了现实。十多年的“社会实践”，需要我们补充更多的知识；十多年“摸、爬、滚、打”的社会闯荡，需要系统化的理论训练。我们的学习热情，如果使用“疯狂”这个词有点过分的话，使用“如饥似渴”这个词就是远远不够形容的。
多年后，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的老师们给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当时简直不是来学习的，而是来“抢”知识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师们也有十多年的“知识空白”，也有一个“再提高”的过程。我们提出的好多问题，老师们也找不到资料，暂时无法准确回答。我们“亢奋”的学习精神，“逼迫”得老师们也在努力进行知识更新。
记得当《中共党史》课讲到解放战争时,我曾向教党史的老师请教：八路军、新四军具体是什么时间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师查了很长时间资料，也没有找到十分准确的答案。后来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们来济南做学术报告，在会后答疑时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好多同学都曾经是“民办教师”，自己教学中的疑难、疑问，总算找到了请教的地方。
由于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文化贫乏”“知识贫困”，我们有幸进入到了大学，如果不拼命吸取知识，将会终生后悔莫及。我们当时几乎是“贪婪”地参加所有必修课、选修课的学习，一切课外讲座只要有关的也绝不放过。医院看病的，总要事先安排好两个同学细心记好笔记，回来后认真把笔记抄好，把课补上。当我们毕业多年后，听说大学里出现了“逃课”“翘课”现象，很长时间无法理解。
后来从山东师范大学毕业的校友们告诉我：直到很多年后，山师大的老师们还在用七七级、七八级的学习精神，教育、激励、鞭策这些后来的师弟、师妹们。
七、职称评定的激励
两年的大学生活飞逝而过。年夏，我带着考试考查全部优秀的成绩，分回济南铁路机械学校（当时为中专学校，二零零零年改为“济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二零一零年改称“山东职业学院”）。以当时的教师队伍状况，专科毕业生在中专学校做个非专业课教师，是能胜任愉快的，甚至有点绰绰有余的。
一九八三年，全国的中专学校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职称评定。按当时的规定，中专教师职称依次为教员、助教、讲师、高级讲师（相当副教授）；评审条件主要为学历、年限和著作、论文等。工作年限和论文、著作是临时“抓”不来的，只有“拼”学历了。
一时间，有条件参加职称评定的教师、教辅、教学管理者们，开始了找学历、补学历、要学历、造学历的“奔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提前脱离教学岗位去“当官”没有评审资格者，只能让夫人们保留“悔教夫婿觅封侯”的遗憾了。
我当时因进校时间较短，暂不参加评审，但也闻到了评审硝烟的味道，见到了评审“战场”的惨烈景象。它使我明白了，专科学历在激烈的竞争中只能处于劣势地位，有机会一定要继续学习，设法拿到本科学历。
一九八四年，学校为开设《企业管理》课，派我到山东工业大学进修“企业管理”一年，是有进修成绩的那种，将来评职称时可以看作“相当于本科学力”。但这并不可靠，是随着“政策”走的，应该是属于“找学历、造学历”的那种，较起真来是算不了数的，使用这种“学历”即使评到了某种职称，也会使我更看不起自己。
八、二十年终圆大学梦
一九八五年，机会真的来了：
山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招收专科起点的本科函授生，平时在职学习，寒暑假集中面授。
我和我单位的两位同事一起，通过了入学考试，再次进入山东师范大学学习。这次又遇到了济南一中的同班同学宁红鲤，他是参加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函授的。
一九八五年前后，正处在“十亿人们八亿赌，还有两亿在跳舞”的时候，而我们又重新“啃”起了书本。因为是寒暑假集中面授，“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不再是什么夸张的形容，而是真实的写照。那时的大学学生宿舍是没有暖气的，更不要提空调了，因为当时“空调”的概念在中国还很陌生。
虽然是函授班，山师大的老师们毫不含糊，就读的学员们也毫不懈怠。因为是政治系本科，逐字逐句的“啃”马克思主义原著也就是当然的了。
当年的专科学习用了两年时间，现在的本科函授用了三年，一九八八年六月，终于拿到了山东师范大学的本科毕业证书。
二十年，终于圆满了这场大学梦。
在此之前的一九八七年，我已经以专科文凭拿到了中级技术职称。
本科学历证书当然也没有浪费，一九九六年，我拿到了高级技术职称。
年12月草于济南铁苑
年03月定于铁路南苑
蔡敬田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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