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结缘的人生与诗意
从《大汉和辞典》说起
有史以来，人类的脚踪与风采便依赖于文字与书本来记录和书写。一旦文字书写得隽永而优美，文学便滥觞了，诗歌便烂漫了，人心便柔软了，世界便诗意了。而阅读，而与书本亲近，便是收获或体味这份柔软和诗意的最佳途径或必由之路。
我和我的书房之一
这大概正是自己过去这小半辈子爱读书、爱收藏书、爱钻书店、爱泡图书馆、爱逛旧书摊儿的内在因由之所在——说到底，持久的习惯既是出乎机缘，既是内外在的长期涵养所致，更是一种心灵寄托和精神需求。
作为自己这方面喜好的一个小小见证，我有一套收藏多年的《大汉和辞典》，也许首先值得说道说道。
“行不由径”的《大汉和辞典》
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
《大汉和辞典》是用日语来解说古汉语的巨型词典，一共13卷（修订第二版追加了第14卷《语汇索引》和第15卷《补卷》），为日本知名汉学家诸桥辙次（-）主持编纂。这套词典计收汉字约五万个、汉语词条（所谓熟语）50余万个，历时整整35年方始编纂而成。这无疑是一项前不见古人、后乏来者、功德无量的艰巨事业。
诸桥辙次至年曾留学北京大学两年。他不仅跟同自己年龄相仿、风华正茂的胡适（-）、陈独秀（-）、钱稻孙（-）、鲁迅（-）、周作人（-）、李大钊（-）、沈尹默（-）等新派人物时相过从，也拜见过叶德辉（-）、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宝琛（-，做过宣统“帝师”）等旧派或半新不旧派人士。
陈宝琛写给诸桥辙次的字
在研习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诸桥辙次深感缺乏一部由完备的原典施以完备解释的可堪一用的大型汉语词典，于是最终萌生了自己动手来编纂一部的想法。20世纪20年代初，他同大修馆书店创始人铃木一平（-）开始讨论编纂这部词典的可行性，并于年签订出版合同。年，《大汉和辞典》初稿完成；年，第一卷出版；年，大修馆本店和组版工厂连同历10年之功方始制成的《大汉和辞典》原版焚毁于美军空袭；年，由于发明了照相制版机的石井茂吉（-）出手相助，《大汉和辞典》第一卷得以再次出版；年，13卷全部出版发行。
在词典漫长的编纂过程中，由于任务繁重艰巨，加之战乱频仍和物资匾乏，不但四名得力助手因肺结核病故，诸桥辙次自己也屡得大病、右目失明。而铃木一平则毅然劝在大学读书的长子退学，参与书店经营，并动员次子和三子分别去学习照相制版与辞典编辑技能。
两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就这样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编纂和发行了这部了不起的汉语大词典。我们看到的绝不仅仅是立在面前的这13卷辞书，更是极端忘我的敬业精神与工作态度——这是历时35年的热爱和投入、坚守和苦斗，这是完成一项艰困无比的事业所抱持的必胜愿心。据称，诸桥辙次视《论语·雍也篇》中子游所说的“行不由径”四字为座右铭，不取巧，不走捷径，兢兢业业，锱铢累积，一则词条一则词条地将一部巨型词典引向完成。
新潟县三条市诸桥辙次纪念馆
面对这部皇皇词典，咱们中国人无论如何是应该感到点儿惭愧的——在《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之后，咱们自己是不是应该首先构想并实际操作这样一部开疆拓宇的大型汉语辞书呢？无论如何，一个基本事实是，咱们中国大陆年至年陆续出版的13册《汉语大词典》（含一薄册索引）和台湾的40册《中文大辞典》，都是以这套《大汉和辞典》为蓝本编纂而成的。这三套大型词典我都有，有的还不只一套。
在我收藏的近十万册图书中，有大约一半以上是字典、词典或辞典，是涉及各种语言、各类学科的工具书。这些书极具收藏和使用价值。就像这套不断修订的《大汉和辞典》，你能说它现在过时了吗？真正的好书，特别是文史哲艺类好书，是从来不会有过时之虞的——它们都会汇入人类精神遗产的无尽库藏里去。
我收藏的《韦氏大词典》之一
我收藏的阿拉伯语、意大利语、印地语和满语大词典
我收藏的圣经辞典和七合一语言词典等
名人读字典的乐趣
大多数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喜欢读小说、诗歌或散文，那么，有人喜欢读字典吗？有人知道一些人光读字典就能读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吗？比如莫言。比如钱锺书（-）。
山东作家、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经如是谈往事：
莫言
记者：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藏书的权利。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看新华字典也觉得蛮有意思，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把新华字典的错误都可以找出来。
（王海鹰：《新华视点：对话莫言》，年10月12日，新华网）
钱锺书
已故大学者兼作家钱锺书的小学与大学同窗邹文海（-）曾这样回忆他这位老同学旅途中读字典的癖好：
二十八年（按：年）十一月，我间道赴辰溪湖南大学任教，他（慈江按：指钱锺书）亦去宝庆蓝田师范学院。我们结伴同行，日夕相共者几及一月。抗战初期，交通工具不敷分配，沿途旅客拥挤非凡，无法按时间到达目的地的……开始我还利用等车的时间就近寻险探幽，以后因步步为营，心境愈来愈恶劣，真是懒得动弹了。锺书君却依旧怡然自得，手不释卷。我走近去查究他看的是什么书，方知他翻的是英文字典。……他看到我惊奇之色，正色告诉我说：“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他说……旅途中不能作有系统的研究，惟有随翻随玩，遇到生冷的字，固然可以多记几个字的用法，更可喜者，前人所著字典，常常记载旧时口语，表现旧时的习俗，趣味之深，有不足为外人道者。
（邹文海：《忆钱锺书》，沉冰主编《不一样的记忆》，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年版）
由此可见，在莫言和钱锺书的心目中，字典不仅可用来随时查看和备询，更可用来通读和浏览、用来赏心悦目与怡养心志。
年8月与钱锺书同船离开上海、前往英国留学的杨绛（-）虽然曾于年7月19日，明确回复传记《一代才子钱锺书》的作者汤晏，当年钱锺书赴英途中通读的其实不是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而是普通字典，但却并没有否认钱锺书性喜研读字典的习惯。
由于当年在英国留学时，就养成了尽量利用图书馆且大量做笔记的习惯，钱锺书和杨绛个人的藏书一向并不多不说，也主要是工具书。而“文革”期间下放干校，钱锺书的箱子里除了笔记本和碑帖等什物之外，就只有字典（详见杨绛《干校六记·误传记妄》）——或反过来说，他可以因行囊局促而不带其他书，但却不能不带字典。而据他们的女儿钱瑗（-）后来说，钱锺书所带的字典应该就是《韦氏大辞典》，或至少包括这一种：
日前，多年同钱瑗共事的陈教授谈起一件使他难忘的事。年初，陈去钱家探望。闲谈中钱瑗捧出一部很厚的辞书——《韦氏英语大辞典》。陈不解其意，打开一看，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字，再往下翻，几乎每页如此，而全书有好几千页，这是多么大的工程啊！面对陈惊奇的目光，钱瑗解释说：“我父亲在下放期间，把这本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辞条都作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修改、补充、更正，旁征博引，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
（章廷桦：《同窗钱瑗》，杨绛等《我们的钱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91-92页）
钱锺书伏案为《韦氏英语大辞典》添加评注与眉批
（杨绛《我们仨》）
另据北大已故知名英语教授李赋宁（-）回忆，他的老师钱锺书曾亲口告诉过他，钱自己还曾下过逐词逐条比较《简明牛津法语词典》和《法法词典》（PtitLarouss）的水磨工夫（参见李赋宁：《英语学习经验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6页）。
高中生靠通读《辞海》逆袭
不妨再讲一个我大学本科同窗的故事，具体的人名就不说了。他当年中专、重点高中都没考上，仅能上一个石化工厂的技校。想回去再上个高中，人家死活不收。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了那个以学生中出土流氓著称的某区三中。结果运气好，碰到了一个教语文的徐老师当他们班主任。徐老师发现我这位同学的想象力还成，有一次特意找到他说，《辞海》出版了，你应该要一套。
那套书上中下三册，每一本都挺厚，小20块钱一本。而当时一名公务员的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他妈妈狠狠心掏了钱交给老师，老师择日特意进了一趟城，才把书买回来——那时从丰台进北京城，是要坐火车的。老师让他放暑假时，把《辞海》通读一遍。想想真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那时居然就硬着头皮拼下来了。他不仅挺自得其乐的，还爱在同学面前显摆——别人说任何一个字，他信手一翻，那一页基本就是。准备考大学时，徐老师让他考文科不说，还一上来就让他报北大。这很快就遭到了他们校长全校范围内的不点名批评：我们有的同学好高骛远，居然还敢报北大！结果，他竟然真的考上了，我们就此成了北大同学。说一套《辞海》改变了我这位同学的人生之路，应该并不为过。
也不妨拿我自己当一个例子。我儿时一向贪玩儿，也比同龄人懵懂，不可能是一个一上学就学得特别好的孩子——依稀记得，小学一二年级时的作业大都是邻桌大我两岁的姐姐帮忙做的。直到我那被誉为“神童”的大哥在高一的时候就考上了大学、在当地引起轰动，我才仿佛一下子开窍、突然醒悟过来：我也要成为他这样的人！记得那一年我刚升入初三，自己利用一个假期就把上个学期只考了22分的数学补了上来——后来高考时的数学成绩已高达97分。然后，各门功课开始在班上遥遥领先，作文更是始终被老师当作范文，向班里所有同学朗读——当然，有时老师也会读几段其他同学的作文，但那大多也都是由我捉刀代笔的。
我当时阅读的范围之广、涉猎之深远非一般中学生可比——例如，不仅反复翻看朱生豪（-）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也对比精读英文的原版书。同时，我也大量通读《新华字典》《辞渊》《辞源》《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等我能找到的各类辞书。以至于语文老师在讲课中有时读到一个生僻字时，往往会下意识地端详一下我的表情，以确定他自己是否读对了。
特别是有一次，学校买到了两套上中下三册的《辞海》（年版），因为我的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便特地把其中的一套作为奖品，在全校大会上奖励给我，签上我的名字，并盖上校方红红的印。
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辞海》三卷本
不妨想想，这种荣誉对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来说，该是多么大的一种肯定和激励！通读这套《辞海》也便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又一项业余爱好。后来，我以贵州省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也算是没辜负母校与老师们的看重与期盼。
北大中文系至83级《现代新诗朗诵会》后合影
（墨镜男生左侧大笑者是我，导演）
读书与藏书之癖
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我和我大哥两个人就翻来覆去地反复看一本我老舅从妈妈老家拿来的老版《三国演义》。两个人阅读的速度往往不可能完全一样，先看完一页的等不及了就只好把这一页翻立起来，侧着脸看后面的一页——小哥俩横卧床上静静对读和玩味名著的情景很有画面感，也真称得上嗜书如命、如饥似渴。
这个爱读书、好读书的嗜好伴随了我整整半辈子了，也令我不知不觉中积攒和庋藏了以字、词典为主的数万册好书。好读书的人不会感到孤独。假如我有时间，我会像饥渴的饕餮一样，把我身边书架上的书一本本都读完，也就没有空闲去感受寂寞、体味孤独。年7月18日，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杨绛在回答“您有没有感到孤独的时候？”的提问时，就曾这样说过：“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而且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参见于慈江：《杨绛，走在小说边上》，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年版，第-页）
不仅如此，读书还会使人明智，还会让生活充满趣味——良好的阅读习惯意味着高品位的生活质量，意味着精神生活的丰富；手不释卷会令生活变得更有滋味、更有意思。
一般人都该知道台湾作家李敖。他有一间用为书房的客厅，多平米，放了很多很多书。他自打年轻的时候从大陆到了台湾，基本就没再动过窝儿。他和我一样，都有点儿恐高症，怕坐飞机出行。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躲在包括他目前这间硕大无朋的书房在内的个人空间里读书为文、思考人生。
李敖和他的书房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李敖则戏谑地将这句话改为：“行零里路，读两万卷书。”我理解李敖的意思是，即使你每天都在路上，你一年又能去多少个地方？你就是用一百年去旅游，又能去得了几个地方？阿尔卑斯山，你没去过吧？没关系，你可以从书上、从影视里看到，不一定要亲身去游历。书其实可以帮你办成很多事。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好老师，而且大方慷慨、任劳任怨，绝不端架子。你可以一天24个小时随时请教，而不必担心会被拒绝或怠慢。拥有一定数量的好书，你就等于同时拥有好多个好老师。
我的书房一角
小半辈子下来，我一直爱读书、藏书。于我而言，读书就像享受空气、阳光和水一样自然而然。每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家里最不能少的就是书架。书太多，架上放不下，走廊、墙角、床头、窗台都可以放书，随手取阅倒也方便。如果不是因为要放这些书，我其实是不需要多大地方的。我又是个天生爱操心的命，总是对自己苛责不已，也总是把他人托付的事当大事、要事来办。于是，每每被“国事家事天下事”扰得不胜其烦时，总不免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哪里能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真的，我其实只需要这样一张可以让我安静地读书、写作的书桌就够了。
我和我的书房之二
我和我的书房之三
有人说，“读书会读成呆子”。呆人读不读书都会呆，聪明人多读书只会更聪明，不会变呆。看书于我，是能带来极大乐趣的事——就连平时吃饭，我都喜欢拿本书来看，越是吃好吃的就越是想就着书吃，乐趣仿佛也翻了倍。当然，医生说了，这样对胃不好。
有人不喜欢旧书，学点儿东西总迫不及待地想买新书。我可是从来都喜欢旧的东西——旧往往并不意味着落后或过时，反而意味着一种积淀，就好比精心酿造和窖藏的陈酒，每每越搁越香、越放越醇；就好比旧家具上面的包浆，往往带着历史的余温，带着时光的年轮，带着令人沉醉的日久年深。而知识与技能的吸纳、气质与心胸的涵养既意味着更新与换代，也意味着积淀和沉潜。
正是为了强调这一份与陈醇的书香相牵惹、相表里的积淀和沉潜，我曾在一所大学的白癜风的初期症状表现什么是白殿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