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当代农家子弟成长叙事研究》后记
程猛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后记，读之深有感触，特录为电子稿。
一、与保罗?威利斯结缘
年9月，我的高中教师生涯告一段落，带着一腔重新燃起的学术热情，回到母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跟随康永久老师读博。巧合的是，秋季学期伊始，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教授来到学院工作，加入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团队，为研究生开设《教育人类学》课程。按威利斯的话说，我的博士生涯与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三年时间“完美地重叠”，这确实是我的幸运。记得第一次去旁听《教育人类学》时，选课的同学当时围坐一圈，威利斯教授称之为“fishbowl”，旁听的同学坐在后排，只能听，不能参与课堂讨论。我渐渐地被课程富有时代感的讨论主题、民主活泼的文化氛围以及威利斯不拘小节的爽朗气质吸引。课间偶然遇到他在茶水间冲咖啡，我赶紧冲上去问他，可不可以补选，他爽快的答应了。之后，我约了几位同学和他一起在南门外的雕刻时光小坐，用支离破碎的英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而后慢慢熟悉起来。12月份，在学院试行副导师制时，我有幸和张越一起成为了他的学生。正是与威利斯教授的结缘，引发了最初的问题意识。
在威利斯教授年出版的代表作“LearningtoLabour:HowWorkingClassKidsGetWorkingClassJobs”（《学做工：劳工子弟何以接继父业》）中，他细致入微地展现了两类学生群体的学校生活——作为主角的“家伙们”（thelads）以及作为陪衬的“循规者”（Conformists）。家伙们，经常惹是生非，和老师对着干，捉弄学习好的学生，不遵守学校官方时间表，到处找乐子，在自己的亚文化群体中制造意义。就这样，在学校制度化情境中常常被轻慢甚至蔑视的“家伙们”不再“跑龙套”，而是反转成了“剧本”的主角。抵制权威，抵制学校制度，抵制循规者，家伙们成了“与现代性短兵相接”的“斗士”（Willis，），而非全然被压制的“失败者”。
威利斯认为，这些家伙们在学校生活中展露了一种令人瞩目的创造性，绝非鲍尔斯（SamuelBowels）、金蒂斯(HerbertGintis）抑或是布迪厄（PierreBourdieu）等再生产理论家设想的被动的木偶或者被压制的傀儡。他们洞察了学校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创造了一种群体亚文化，即一种类似于父辈的校园版工人阶级厂房文化（shopfloorculture）——反学校文化（counter-schoolculture）。这一过程被威利斯概括为文化生产（cultureproduction）。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子弟之所以接续父业，不是直接受制于“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S?鲍尔斯、H?金蒂斯，）或者“文化资本”的匮乏（P.布尔迪约、J.-C.帕斯隆，），而是基于独特洞察生发的“自甘如此”和主动放弃。但是，这样一种被视为富有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最终导向了阶级的再生产，“家伙们”主动的文化生产和他们子承父业的结局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反讽，“反学校文化的胜利色彩在把工人阶级子弟送进紧闭的工厂大门时就戛然而止。”（威利斯，）这正是威利斯独特的辩证法。
与此同时，威利斯在书里较少着墨的另一类学生群体是循规者。循规者是那样一类乖乖学习的学生，被家伙们嘲弄为只懂得俯首帖耳的“书呆子”“娘娘腔”“耳朵眼”（earoles）。作为一个参照群体，相比于常常有“惊人之作”的家伙们，循规者显得无趣得多，似乎只知服从，不知反抗，真的是彻头彻尾的“书呆子”。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忍不住在想，自己的学校生活经历更像他笔下的哪类学生呢？很明显，我更像他笔下的循规者，相信多数读者可能也是如此。转念一想，他笔下的循规者“整天在那儿坐着，屁股直冒汗”（威利斯，），仿佛只知服从外部规则而全然没有自主性，更谈不上洞察或者抵制。这样一种对循规者的刻画，一旦代入我自己，就觉得不够尽兴，也有失公允。对于“家伙们”来说，“主动放弃”“自甘如此”尚且展露了创造性，那么对于并不“自甘如此”的底层循规者，他们的生存难道会绽放不出任何创造性？很难想象底层有志于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循规生没有另一种主动的文化生产，而且这种文化生产导向的是阶层突破，而非阶层再生产。因此，“阶层突破中的文化生产问题”就成为我最初问题意识的起点。
二、当一只看着花的羊
当我有了这样一个问题意识之后，其实心里是很得意的。威利斯以这样一群循规者作为家伙们文化生产的陪衬，国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