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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宁宇，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图书馆特藏馆员，唐廷枢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唐宝臣家族（唐廷枢、唐廷桂）、香山和澳门历史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研究。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方式之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没有共通的语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则很难有效完成。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语言成为重要内容之一。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尤其是其占据澳门以后，澳门地区逐渐形成了中葡混合语———澳门葡语（MacaoPortuguese）。17世纪开始，中国和英国接触增多，促进了中英混合语———广东英语（PidginEnglish）的形成。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英语逐渐取代了澳门葡语，在中西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发展，并在中英语言接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洋泾浜英语。在语言的交流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对语言的认识和看法，即语言观。系统的语言观包括对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性质、语言的功能、语言的发展以及语言的运用等问题的认识。语言观人人皆有，只不过有零散和系统之分、自觉与不自觉之别。自英语开始在中国传播，国人对其的态度和认识差异就很明显。清朝官僚集团对英语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并多以“夷语”“夷话”等称之。不过也有少数开明人士，他们对世界的发展形势略知一二，因此并不排斥英语，甚至还组织人力翻译英语资料用以了解世界。随着中外商贸的发展，中国商人深受语言障碍的影响。为了能够和英美等外国商人沟通交流，他们甚至主动学习英语，如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但是中英语言障碍并非通过社会少数人的努力就能彻底消除。因此，在中西交流过程中，我国沿海地区首先产生了一批专门以消除中英语言障碍为职业的通事和买办群体。他们为了生存，积极学习英语，并在中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通事和买办是英语在我国发展的受益者和推动者。因此，他们对待英语的态度与官僚集团迥异。其中，以唐廷枢为代表的买办集团和洋务人员尤为明显。唐廷枢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怡和洋行等的经营管理活动受到学界重视，他与我国近代英语教育的关系以及他编纂的《英语集全》也多为学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