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anGuionAnderson
生前为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ofOregon）语言学系教授。
作者
陈莹，现任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又是一年圣诞夜，今年尤其特殊，苏离开我们五年整了，再过四天，将是她的五十冥辰。纪念的形式很多，追思的话语无尽，作为她带出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中国博士，感谢“外语学术科研网”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以学术科研的方式回忆我的导师SusanGuion教授。
苏出身学术贵族，她的硕士导师是AndrewGarrett教授，博士导师是Bj?rnLindblom教授，博士后导师是JamesFlege教授，因此她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到历时和共时音变，再到第二语言语音习得的过渡。苏做过田野调查，擅长语音实验和量化分析，因此她的论文都涉及实证研究。苏的学术生涯并不长，从她博士毕业到刚评上正教授就因病去世，只有短短的十五年时间，但是我的电脑里却静静地躺着截至年她发表的49篇论文（当然她去世后还有她的学生和合作者陆陆续续发表有她署名的文章），她的文章在国际语音学界的引用率很高，其中以她为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语音学、心理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几个顶级期刊，比如JournalofPhonetics、Phonetica、JournaloftheAcousticalSocietyofAmerica、LanguageandSpeech、AppliedPsycholinguistics、Studiesin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Bilingualism:LanguageandCognition等等。今天，我将主要介绍她在音变和二语语音研究方面的成就及贡献。
每次谈到关于语音感知在汉语鼻韵尾归并中的作用时，我都会想起博一的时候，自己勇敢地向苏提出“既然您证明了‘金’字的声母从我的母语闽南语中的[kim]变成了我的二语普通话中的[t?in]，那么就让我来试着证明韵尾的音变吧。”是的，苏就是通过语音感知实验证明了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软腭音硬腭化（velarpalatalization）的现象（Guion），我到南京教书后，经常以此跟学生解释为什么南京曾被拼写为Nanking，而北京叫作Peking。苏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年的Phonetica上，是她博士毕业论文的精华。声学实验涉及到对2,个音节刺激中的塞音[k,ɡ]的爆破部分和塞擦音[t?,d?]的摩擦部分的频率高峰（peakfrequency）以及它们过渡到元音部分的第二共振峰（F2）的测量，测量数据采取快速傅立叶变换（FFT:fastFouriertransform）和线性预测编码（LPC:linearpredictivecoding）的算法，结果显示软腭塞音跟上前元音后的声学特征类似于硬腭塞擦音，清辅音尤其相像。感知实验一提取[k,t?]和元音[i,u,ɑ]组合成的音节中的[k]的爆破和送气部分、[t?]送气和摩擦的部分以及[k]和[t?]的前30毫秒作为刺激，感知实验二提取[k,ɡ,t?,d?]和[i,u,ɑ]组合成的音节中的辅音和其后元音的前毫秒部分并且覆盖上高于目的音2分贝的白噪音作为刺激，结果显示[k]跟上前高元音特别容易被听成[t?]，也比[ɡ]被听成[d?]的现象更常见。这项研究证明了误听是造成音变的原因之一。
苏关于音变的研究成果还体现在指导我的韩国师兄通过测量中青年两组韩语发音人在对话和承载短句中韩语塞音产出的响音起始时间（VOT:voiceonsettime）、基频（F0）以及第一和第二谐波差（H1-H2）（KangGuion），发现中年组（40-60岁）发音人仍以VOT作为区分韩语三类塞音——送气音（aspirated）、松音（lenis）和紧音（fortis）的主要声学参数，而青年组（20-29岁）的塞音产出正在合并VOT的区分性，而偏向于依赖F0来区分韩语塞音类型。苏又是一个田野语言学家，她关于墨西哥那瓦特语（Nahuatl）的方言的研究（Guionetal.），发现一些那瓦特方言中，位于带有气息声浊音韵尾（breathy-voicedcoda）[?]的音节前的音节的声调正在升高，而一些保留着[?]的方言中，[?]所在的音节的基频较低，其前面的音节呈现出“高-低”的基频曲线。此研究还通过测量同一词语在不同句子位置上各音节的时长、基频和频谱平衡（spectralbalance），分析了那瓦特语各方言的混合重音和声调系统（hybridstressandtonesystems），指出重音语言中产生声调，可以通过重新分析协同发音的基频（coarticulatoryF0）来解释。混合重音和声调系统并不稳定，一些方言中的历史重音可能正在过渡到新生的声调。
相对于音变研究，苏在二语语音习得领域发表的论文更多，知名度也更大。关于二语语音的研究，她既做感知实验，也做产出实验，内容涉及到元音、辅音、声调、重音和二语口音等等。做毕业论文时，我又一次勇敢地向她提出“既然您的研究涉及到除句子层面的韵律外几乎所有的语音特征，那就让我来看看语言经验对二语韵律焦点产出的影响吧”。听了我的想法，苏拿出了对我的研究兴趣一如既往的包容，欣然同意。由于苏在二语语音领域发表的论文太多，在这里我只选取她对二语语音习得的年龄效应（ageeffect）研究的几篇文章做个简要介绍。
苏在厄瓜多尔做过很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她对居住在厄瓜多尔的母语为盖丘亚语（Quicha）、二语为西班牙语的学习起始年龄（AOL:ageoflearning）不同的双语者的元音系统进行了声学分析（Guion），发现同时双语者（simultaneousbilinguals）的元音空间（vowelspace）在两种语言中区分得很清晰，早期（AOL5.8岁）和部分中期（AOL11.4岁）学习者能够掌握西班牙语元音，而晚期（AOL19.4岁）学习者却习得不了。习得了西班牙的被试，其盖丘亚语的元音位置比西班牙语习得失败的被试的盖丘亚语的元音位置高，呈现出二语元音系统对母语元音系统的反作用。辅音方面，她指导我的韩国师兄测量和分析韩语母语、英语二语的双语者的两种语言塞音产出的VOT、F0以及H1-H2（KangGuion），发现晚期（AOL21.4岁）学习者的英语塞音在这三个声学层面都异于英语单语者，其韩语紧塞音的响音起始时间也和韩语单语者不同，而早期（AOL3.8岁）学习者的两种语言的产出都与单语者无异。由于英语和韩语的塞音送气系统完全不同，晚期学习者趋于把英语的清音和韩语的送气音混在一起，把英语的浊音发得类似于韩语的松音和紧音，而早期学习者却能完全区分开这五种塞音送气方式，也就是说，早期学习者掌握了两套独立的塞音系统。
基于早先关于英语词重音影响因素（即音节结构（syllablestructure）、词类（lexicalclass）和音位相似性（phonologicalsimilarity））的发现（Guionetal.），苏和团队用同一套假词作为刺激，调查英语母语者、母语为西班牙语的早期（AOL3.7岁）学习者和晚期（AOL21.5岁）学习者的英语词重音的产出情况（Guion,HaradaClark）。刺激设计为音节结构和词类不同而音位相似的假词，放入不同的承载句，让被试朗读。早期学习者的词重音产出显示和英语母语者一样的词类和音节结构效应，晚期学习者则异于英语母语者和早期学习者的产出结果，三项词重音影响因素呈现在不同刺激类型里。产出实验的被试随后参加了感知实验，刺激为成对的重音位置不同（例如[’b?l?n]和[b?’l?n]）的假词放入短句I’dlikea___和I’dliketo___，被试判断哪一句话听起来更像英语。感知实验结果显示，早期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一样倾向于名词的重音位于第一个音节，而晚期学习者不分刺激条件，整体倾向于第一个音节重读。晚期学习者呈现出的产出和感知结果，可能受母语西班牙语的重音模式影响。随后，苏还调查了学习起始年龄不同的韩语母语、英语二语的双语者的英语词重音习得情况（Guion），结果显示，韩语母语者尤其是晚期学习者的英语词重音习得受音节结构和词类影响的程度都与前期研究中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相异。这种差异可能与韩语母语者对短语层面的韵律敏感而对词层面的重音不敏感有关。从另一个角度，苏和团队还研究了母语为日语和韩语的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词语里非重读音节里的元音产出（Lee,GuionHarada），对学习者产出的19个英语单词里的21个非重读元音进行了声学分析。所有学习者都能做到和英语母语者一样，非重读元音上的基频高度低于重读元音，但是两组AOL不同的韩语母语者都没有呈现出相似于英语母语者在重读元音和非重读元音之间的音强和时长差异，而日语母语者在重读元音和非重读元音之间的时长差异则表现得比较明显。晚期学习者产出的非重读元音的音质（即F1和F2值）也有异于英语母语者的产出。关于句子整体时长的年龄效应研究，苏和团队曾经调查了意大利语和韩语母语者产出的英语句子时长（Guionetal.）。虽然分别使用了延缓重复（delayedrepeatingtask，即以先一问一答的形式呈现刺激，重复问句后再让被试模仿回答）和直接跟读的不同录音任务，意大利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的英语句子时长都比英语母语者的产出长，而晚期学习者的产出相比早期学习者，与英语母语者产出的差异更大。
苏对二语语音习得的年龄效应的研究，支持了关键期假说（CriticalPeriodHypothesis）（Lenneberg;Scovel,;Patkowski,）和语音学习模型（SpeechLearningModel）（Flege,）所北京哪家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好北京白癜风哪家最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