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欢，安徽宿州人，现就职于德邦快递
摘要
葛兰言（MarcelGranet）作为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著名人类学家与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与研究热情。在《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中，葛氏以社会学分析方法对《诗经·国风》中的情歌进行研究以探寻中国上古宗教习俗与信仰，并表明情歌产生于山川“圣地”之中的季节节庆习俗中男女间的情歌对唱。在季节节庆仪式中产生的情歌蕴涵着一种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间的对应统一，而这种对应体现了中国的“远古道德秩序”，正基于此情歌才具有其以正“秩序”的控制力，而从习俗所表现的这种力量中可以看到封建时期的官方祭祀活动产生的源头。
关键词：葛兰言情歌季节节庆“圣地”秩序
目录
前言
葛兰言及其学术渊源
葛氏之《诗经》研究
（一）《诗经》中的情歌研究
（二）上古的季节节庆
（三）“圣地”观念
葛兰言在中国的影响
结语
注释
一、前言
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的结构框架共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导论、《诗经》中的情歌、古代的节庆、结论以及三个附录。葛氏在本书中将我国经典文献《诗经·国风》中的情歌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整体的方法将这些古老歌谣的起源、保存和解释作为事实与原文相结合进行分析，认为这些情歌产生于上古季节节庆中的男女对唱，而这些情歌的主题正对应着上古人们的集会场景。而葛兰言之所以选择此作为其博士论文在笔者看来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使然，二是葛氏认为对于古代中国的宗教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了解的还都只是官方宗教，葛氏想要进一步地了解封建国家的祭祀活动的源头是什么，而在本书开篇葛氏便表明要了解中国的上古宗教习俗与信仰并不是不可能的，1而这亦是本篇论文所要探讨的。
葛氏认为中国学者对《诗经》的阅读与研究更注重前人对诗歌的注释解释而非诗歌本身使得我们并未看清《诗经》情歌的真正价值，葛兰言注重原文的理解而仅将注释作为一种比较的素材，从上古的情歌歌谣中抽取具体的社会事实，之后再明确事实具有的确切性质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从中不难看出葛兰言在探讨情歌的过程中所沿袭的法国社会年鉴学派的研究思路与方法。葛兰言对于《诗经》的“异文化”视野的解释，恰使得中国史学与社会学在对古史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方法与研究方向，因而对葛氏的介绍是有其必要性的。而理解葛兰言的著作之前所必需的工作不仅仅是要了解葛氏本人的学术背景，更是要了解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年鉴学派，具体来说应该是涂尔干、莫斯以及葛兰言这三个社会学大师间的学术传承及其渊源，当然葛氏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一位以“古代中国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研究视角，因而其所接受的法国的汉学学习背景也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二、葛兰言及其学术渊源
葛兰言于年出生在法国，卒于年。他在年考入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历史学，而在之后的将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都与中国亦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紧密相连。葛氏在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因得到“狄爱尔氏基金会”的资助，故未到中学做老师而是在-年间继续跟随沙畹研究汉学。他在-年间来到中国北京，准备通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直接接触，“现场”研究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在年发表《中国古代婚俗》一文。年奉法国外交部之命第二次来中国，年回国第二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而其博士论文均是关于古代中国文化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以及《中国古代之媵制》，前者获得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他于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讲师时主讲的也是“中国文化”，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人的宗教》、《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中国文明》、《中国人的思维》等著作，吴文藻先生称其为“应用年鉴学派的社会学方法考察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人”。2
探讨葛兰言的社会学研究过程有两个方向，也即是他的学术生涯的影响颇深的师友，一是汉学家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国汉学传统，二是涂尔干、莫斯及其领导的法国年鉴学派的人类学传统。在葛兰言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的扉页上他写道“纪念涂尔干与沙畹”，由此可见其对葛本人的影响。沙畹作为一名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属于正统的法国汉学家，其亦是一名历史学家，他翻译了《史记》并且对中国古代石雕有所研究，其次他亦在宗教上特别是佛教研究上有所贡献，对诸多佛教传记进行了译注，在汉学研究上重视历史的考证方法，同时他亦注重实地研究，他曾两次来华，“在研究中国时，‘将整个的中国文化与整个的活动的中国社会’作为考察对象的”3，作为其学生的葛兰言受其影响颇深。
而在社会学理论方面，葛兰言作为涂尔干的学生，受到涂尔干、莫斯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涂尔干作为法国社会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学术身份与地位都极为不凡，他不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更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学家，因而涂尔干的许多理论都不可避免的带有哲学的思辨色彩，而葛氏在大学主修历史学以及在之后的学习生涯中一直对历史保有极大的兴趣与热忱，杨堃先生因此认为“他对于一切抽象的理论与系统的说明，均不免有点望而生畏的样子，使他不敢轻而置信”4，由此他较为推崇涂尔干的《自杀论》，该文以数量的方法而非道德、哲学思辨的思维研究了自杀这一具体社会事实，不仅为社会学家研究社会事实提供了一个范例，而且表明社会学更具揭示事物本质的可能性，而这也是更符合葛兰言的学术旨趣。而葛氏对涂尔干与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一书所使用的方法亦是较为赞赏，书中“提供了一种研究规程的范例，这就是要以总体性的观点把一系列事实看成一个以成体系的方式组成的整体，而其中的各个部分在彼此孤立的状态下都是不足以理解的”5。这种总体性的观点在葛氏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中亦是得到充分运用，在其对中国古代的圣地研究中，便不同于以往将圣地中的某一较为显著地事项如“高山”、“河流”等单独抽取出来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将整个圣地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作为象征繁茂旺盛的整体进行分析，从而体现圣地作为整体所具有的神圣性的实在所在。
葛兰言作为涂尔干的门生，涂尔干与莫斯之间是舅甥与师生的双重关系，而葛氏与莫斯的关系亦较为亲近。而杨堃先生更是认为莫斯相较于涂尔干来说对葛兰言的影响更大一些，在他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莫斯是一位社会学家而兼宗教史学家，且亦是一位生就的神话学家，故在精神上颇与葛氏相投；二是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尚充满了哲学的色彩与系统的说明，及到了莫斯的手中，就完全成为分析事实与研究事实的方法”6。莫斯的一篇关于爱斯基摩人的论文《社会形态学：试论爱斯基摩社会的四季变化》颇受葛氏赞赏，在书中莫斯通过“爱斯基摩社会的双重的社会形态的案例为我们指明一个确切案例的分析如何优于积累的观察或无穷尽的推断，足以证明一个极为普遍的规律”7。莫斯分析“在爱斯基摩人中，社会生活以一种规则的节奏进行，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社会生活也不一样而这种交替出现的生活方式的现象有一种普遍性”8，葛氏的著作《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中同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农民生活带有季节性节律。葛兰言受莫斯影响颇多，并且他在其著作《古代中国的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献词中写道“献给莫斯”，由此可见莫斯之于葛氏的影响。
关于葛兰言生平轨迹的记述几乎是每一篇描述其作品的中国学者所必须进行的，其原因却不单纯出于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不单是因为葛兰言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年鉴学派学者，是一名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一种浪漫情怀的汉学大师，反而是由于葛兰言其在中国人类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其所遭遇的冷待。梳理葛兰言的学术脉络不难看出葛兰言受沙畹以及自身对历史的兴趣影响而使得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中国文化有着研究的兴趣与热情，并且受到法国汉学的学习训练，使得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能力得到训练与提升，这是其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基础；而葛氏的社会学学习更是受惠于涂尔干、莫斯，一是其社会学视野与思维的培养，其对社会事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