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有看白癜风的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悲智涵一心功德溢万川——记在黄心川先生扶掖下成长的往事李利安2月10日下午4点多，突然在“佛教教义思想研究群”里看到一张《讣告》，打开一看，竟是德高望重的黄心川先生去世的噩耗，震惊哀伤之情轰然而生。除了立即给夏年兄留言问候外，当日即以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名义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伤感之际，浮想联翩，遂到处翻找黄先生赐我的两篇序言，将90年代的那篇序言重新录文，无常伤感之痛在重读序文中弥漫，整个心思全都为黄先生的音容笑貌所“侵占”，37年来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记下这些往事，既是对先生的纪念，也是重温自己的成长历程，并再次感受先生恩情的绵长与厚重。01久慕先生年9月，我开始在西北大学历史系跟随高杨先生攻读印度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入学后便听说早在我刚开始念本科的年，西北大学和刚成立的中国宗教学会、中国南亚学会及陕西省社科院在西安联合召开了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次佛教学术会议，高杨老师负责具体会务的组织与协调，并由其公子荆三隆兄出面赴北京与任继愈先生、黄心川先生对接，得到二位先生的大力支持。黄先生从那时起就和西安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可惜那时的我，刚刚从农村走进西北大学的一个本科生，自然无缘见识这次在中国宗教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02初识黄老记得他们第一天住在校园外斜对面的一个院子，宾馆条件很一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京城来的大专家，印象中黄先生高大威武，孤陋寡闻的我在他面前诚惶诚恐，谨小慎微……年10月，因为师兄魏道儒硕士毕业论文答辩会，黄先生与童玮先生应邀再次光临古城，来到西北大学。当天下午，我陪历史系主任彭树智老师和总支书记尤钦次（音）老师一起到宾馆看望两位先生。记得他们第一天住在校园外斜对面的一个院子，宾馆条件很一般。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京城来的大专家，印象中黄先生高大威武，孤陋寡闻的我在他面前诚惶诚恐，谨小慎微。黄先生给我的感觉是蛮威严的，尽管今天想起来，他那时其实也没有什么架子。彭老师和历史系总支书记在狭窄的房间坐了一会，向黄先生和童先生表示欢迎和感谢，还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彭老师在去的路上说，黄先生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我们一定要接待好。在下来的活动中，印象最深的是答辩那天，我陪黄先生走上历史系所在楼的四层，至今还记得黄先生当天穿着宽松深蓝的裤子，干净笔直，上身的西服也显得非常帅气大方和庄严。教室内已经有很多人在等着。答辩过程中，魏师兄极其认真，什么原始佛教的这个那个，尤其有印象的是辩证法思想，师兄很有激情，我却听的云里雾里。那时我刚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对佛教哲学还一窍不通。记得提问之后，魏师兄急急忙忙跑到一个教室去准备问题的回答，一副紧张而严肃的样子。众人们留在会场这边，黄先生说：魏道儒同学的论文体量大，结构完整，写得非常好。具体还夸了些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非常肯定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旁听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也是第一次零距离见识的真正的学术活动。在接待期间，我在黄先生后来下榻的西大宾馆第一次见到了王亚荣师兄，他高挑的个头，围着一个围巾，彬彬有礼，镇静自若，一幅书生模样。也听黄先生与高老师讨论有关《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和哲学卷词条撰写的相关事情，原来高老师受黄先生委托，组织西安地区的几位学者，负责撰写了好多词条，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词条都由高杨老师亲自撰写，还说到长安佛教研究的一些情况。这些信息，对当时的我来说，都像是一个陌生的外部世界缓缓地向我打开一样。回想37年前的情景，我的学术因缘就这么开始了。黄心川先生旧照03初往北京那时黄先生住在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座高楼里，好像是八楼。刚一到楼下，一眼望去，感觉那个楼好高大啊！附近高楼林立，极其气派，伴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京城气象的壮丽威严与那无法抗拒的欣喜感和挤压感一齐向我袭来……年9月我与同学辛放一起去北京查阅资料。辛放是浙大工科的本科生，父亲是西安某医科大学的校长，可是他硬是“离经叛道”，改换门庭，既不学医，也不学工，跑到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道教文化。一路上，我们谈天说地，号称“佛道不分”，十分热和。我们说到历史学院的老师，辛放对高先生的传奇经历似乎也颇知一二。我说起高先生将来北京，并带我去黄先生家中，辛放便也希望能一起见识京城里从事宗教研究的大师。那时，我们在绿皮火车上摇摇晃晃，我因为第一次进京，感觉首都太高大威严了，心里总是有点慌怯不安，记得辛放用陕西话不屑一顾地笑道：“北京，那就是咱家的城么！”他多次这样调侃，一副“不可一世”的霸气，似乎北京就是故乡的小镇一样，让我的心稍得一丝安宁。于是，在一个清晨，火车缓缓地进了京城。过了几天，高老师来到北京，他准备去土耳其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出发之前，带着我与辛放一起去黄心川家中拜访。那时黄先生住在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座高楼里，好像是八楼。刚一到楼下，一眼望去，感觉那个楼好高大啊！附近高楼林立，极其气派，伴着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京城气象的壮丽威严与那无法抗拒的欣喜感和挤压感一齐向我袭来。黄先生家是复式的，我们上了二楼，黄先生在南侧的一个房间，夏年兄在北侧的一个房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老师和夏年兄。辛放和夏年聊起来，我则陪着高老师在黄先生房间。黄先生坐在一个有扶手的可以转动的木椅子里，他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也没有我可以插话的份儿。倒是辛放在另一个房间和夏年的交流，声传屋外，轻松自在，似乎蛮有收获。那时辛放对道教炼丹很感兴趣，记得黄先生说，他曾经建议和鼓动卿希泰先生研究道教，终于取得重大成就。还说，任继愈先生也是研究道教的。这些信息都是我过去不曾知道的。宗教学，这个陌生的领域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我的世界。那次我在北京住的时间超过一个多月，期间还和在人大读研的本科同学张成福在国庆之日畅游天安门广场，那花的世界和人们喜悦的笑容记载着那个时代空前未有的开放姿态，一个民族在被长期封闭高压之后的舒畅尽情挥洒在不断改革的无尽希望之中。04再访先生高老师和黄先生都是富家子弟，都有意气风发的革命岁月，都曾经出生入死，后来都从革命者转变为学者，而且都选择了印度文化为研究领域，都对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语言非常娴熟……不久，高老师从土耳其回来了，我又陪他去了他的母校北师大。适逢北师大校庆，高老师见到了很多当年的老朋友，他们都称高老师为“小伙子”，而且都非常喜欢他。记得是刘家和先生送我们到校门口的车站牌下，直等到公交车来，才挥手告别。我们直接去了黄先生家。高老师路上说，黄先生出身富裕家庭，却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少年时投身革命，把家里的很多黄金拿去给党组织花了，他们二人的早年有着相同的经历。建国后则稍有不同，当黄先生上了抗美援朝战场成为陈赓的机要秘书时，高老师作为教育部三大组的一个组长（或副组长），奉教育部安排，协助著名学者侯外庐空降西安，主持西北大学事务。那时西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14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国家非常重视。没想到高老师这一来，就再也没有离开。高老师和黄先生都是富家子弟，都有意气风发的革命岁月，都曾经出生入死，后来都从革命者转变为学者，而且都选择了印度文化为研究领域，都对梵文、巴利文、英文、日文等语言非常娴熟。高老师说，黄先生的研究他很佩服，他是有国际视野的印度哲学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印度宗教史学的主要创立者。其中还说，若是由黄先生来做《大唐西域记》的研究，会发现很多重要的问题。这次在黄先生家里，我请教了很多问题，当然主要是围绕我当时已经确定的论文主题《金刚经》。那次去北京查阅资料，我也是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