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院教师在线李刚中文专业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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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中文专业之我见

访谈人:

19中文1S宋笑天、蔡雨恬、包宸嘉

李刚

受访教师简介:李刚,年生,江苏徐州人,苏州大学文学博士,教授,曾担任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文化旅游与文化创意等教学和研究。近年来,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艺术百家》《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兰州大学学报》《扬子江评论》等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等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一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江苏省文化科研项目一项,常州市社科研究课题四项;获得常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三项;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优秀论文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一次。

一、“中文一入深似海”

宋笑天:李刚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我们想和您谈的主要都是一些围绕“中文专业”展开的话题。首先,我们想先问问您,您当初大学选择读中文系,原因是什么?是纯粹出于兴趣爱好,还是说另有其他原因?

李刚老师:那肯定不是因为兴趣爱好(笑)。我纯粹是被调剂进中文系的。实际上,在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学习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我的思维其实是偏理工科的。我的数学跟化学都学得非常好,还曾经拿过市一级的化学竞赛金牌,但问题在于,物理始终学得不是很好。因为担心被物理这一门拉分,所以我后来就转去读文科了。即便是成为文科生之后,像是语文、历史这些科目,我学得也是很一般。

九十年代初,我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报中文系。我当时第一志愿报的都是一所大学金融、法律、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等等这些最火的应用型文科专业。但是,这些专业上的录取线,我的高考分数没达到;中文专业的录取线倒是达到了,可是我没报。所以,第一志愿就没能顺利录走。第二志愿我填的是苏州大学,报的同样还是金融、法律这类专业。但现实情况是,当时苏大的这一类专业,如果你是按第二志愿填报的话,最后基本上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因为它一定是先从那些按第一志愿填报的学生开始录起。也就是说,我在第二志愿还是没能被自己心仪的专业录走,最后就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苏州大学

记得刚进到这个专业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我当时就想,这个专业到底该学什么啊?!汉语还用学?!这就跟现在我们很多同学刚进这个专业的时候想的一样,对不对?其实,我父亲也是这么想的。他就问我,你说你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到底算是什么专业啊?我只好回答他说,我也不清楚。要是按我当时的理解,可能就是学“语文”?总之那个时候对这个专业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还是可以的,读的是徐州市最好的一个重点高中。从小,人家就跟我父亲讲,说你儿子以后肯定会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读一个很好的专业。后来,等我考上汉语言文学专业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父亲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起这件事,因为他自己也解释不清楚,这个专业到底算是个什么东西。他担心一旦提起的话,人家就会问他,怎么学了这么一个专业?所以我父亲一直都告诉别人,说我学的是法学专业,以至于有一年我放假回家的时候,人家还来问我说,你以后准备到哪个法院去工作?(笑)我也不好意思多做解释,只能先敷衍着说,这还没毕业呐,等毕业了之后再说。我自己偶尔也会有些埋怨我父亲:你怎么老跟别人说我是学法律的?不过,这没什么不能理解的——毕竟我是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嘛,又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我的长辈们比较了解的专业,只有金融、经济管理、法学等等这些比较热门的应用型学科。

那个时候也没有考公务员这种说法。等你大学毕业之后,基本上都可以进入公务员系统或其他事业单位,分配到非常好的工作。而我们汉语言文学(教育师范)这个专业的学生,是要到中学去做老师的。要是放到现在,这当然算是一个挺不错的选择了;但在那个时候,中学老师的社会地位不高,收入也不高,所以大多数人——特别是男生们——都不太愿意走这条路。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想去做中学老师。可是也没办法,自己已经稀里糊涂地进了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

所以回过头去看,自己选择中文专业这么多年,现在还吃上了中文专业这碗饭,真的是一种阴差阳错、机缘巧合下的结果,并不全是出于我主动的选择。但是目前看来,有些事情也可以说是“既来之,则安之”吧。这么多年走下来,可能这种“不是你自己选择的选择”,弄不好到最后也是一件好事情。这就是你的命运。

宋笑天:听您这么一说,看来人生中的很多事情真的是不可控制的。

李刚老师:对,人生中有许多事情都是不可控制的。我当时甚至想,哎呀,要是能不被一本院校录取就好啦。因为当时如果不被一本录取的话,我就有很大的把握能够进入一所非常好的二本院校,去学自己心仪的热门专业,弄不好现在可能已经……当然,这也很难讲,会不会就比今天的结果更好?不过要是那样的话,比如说我去读了金融专业,现在可能就不是待在大学里,而是去企业单位工作了。

宋笑天:老师,就像您刚才描述的那样,我们感觉,不管哪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刚刚进入中文专业的时候,好像总是会面临这种迷茫的、尴尬的处境?

李刚老师:对。这是因为,中国人学中文、或是英国人学英文,这在普通老百姓看来,都不是一种技术性的、实用性的、应用性的专业,似乎只有那些高蹈的、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才适合走这条路。(所以说到底,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一旦进入这个专业,你就难免会质疑自己:学中文,到底“有什么用”?找不到答案,就会感到迷茫。)

二、记忆里的中文系

蔡雨恬:老师,您平时在上课的时候,就跟我们分享过很多求学时期的有趣经历。尽管您刚才说,学中文并不是您主动的选择,但是想必,您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还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深刻的回忆吧?

李刚老师:有,肯定是有的。否则的话,后来我也不会一直坚持学下来,大概老早以前就放弃了。应该讲,我觉得当时之所以能在中文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还是因为自己在苏大碰到了一些好老师。

钱仲联

苏大有一位很有名的老先生,叫钱仲联,是清诗研究的专家。我们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的年龄就很大了,应该已经年近九十。由于年事已高,他不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只给博士生上课,当初很多教我们的老师都曾经是他的学生。有一次,我们到钱老家里去。老人家当时住着一套房子,旁边的另一套房子全用来放书,我们看到之后就觉得很震惊。估计那时候在钱老先生眼里,我们就跟小朋友似的,我们在他家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印章,我们就拿着印章,找来白纸到处盖着玩。后来我们有一个老师,是钱老先生的博士生,他看到我们在白纸上盖得到处都是印章,就说,你们胆子太大了,钱老的印章你们都敢随随便便玩。所以说,钱老先生对我们这群“愣头愣脑”的本科生,真的是非常宽容。

说到老师的宽容,我们还有一位教古代文学的范志新老师。有一次古代文学考试,他让我们默写《诗经》。当时我坐在考场里,确实是一点儿都不会背,就在那里现场乱编“诗经”。这位老师也是非常宽容,他说:“蛮好,蛮好。”即便我最后没有背下来,他也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把我批评一通或是怎么样,还是象征性地给了我一点分数的。我自己也感到很吃惊:“就这还能给分!?”(笑)老师就讲,你能编诗经,这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一代老先生啊,他们看待学生的学习,并没有那么的功利化;他们不会强行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硬的”知识点——他们真正期望的,是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在一些“软的”素养方面获得提升。这一点给我的感触很深。

我们现在谈到教学方法革新,不是常有“沉浸式学习”“沉浸式体验”这样的说法吗?这让我想起,当时有一位教我们现当代文学的陈明老师,上课讲到“鸳鸯蝴蝶派”的时候,专门把我们带到离苏大不远的周瘦鹃故居,一边给我们讲课,一边带我们参观。我记得,老师当时还指着一口水井,对我们说,“当年周瘦鹃就是跳到这口井里自杀的。”很显然,老师采用的这种“沉浸式”的教学方法,给我们每位同学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于那些外行的、刚刚接触这个专业的年轻学生来说,它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其实近几年这方面也有相似的案例。像是北大的陈平原教授,他在给学生讲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带领学生,把当年爱国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的那条路线又重新走了一遍,一边走一边讲。这其实也是通过亲临现场、通过制造沉浸式体验,来提升同学们在专业领域内的学习兴趣。

另外,在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苏大也聚集了一批非常厉害的学者,像是范伯群老师、汤哲声老师。听他们讲金庸,让人记忆犹新。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读金庸,金庸先生写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要拿来读上很多遍。但是直到听完这些老师们的讲解,我才发现,哦,原来金庸并不是我原先理解中的那样。我之前都是把金庸作品当成纯粹的武侠小说去读,看完以后只觉得心情很爽、很愉快。现在才知道,这其中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的。正是得益于老师们的帮助和指引,我终于慢慢发现,原来自己对文学还是蛮感兴趣的,后来也就逐渐开始热爱自己的专业。

在做学术研究这方面,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我的硕士生导师王尧先生给我们提出的一项建议。他说,你们年轻人做研究,其实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大量地看别人的论文题目。一开始,你可能会搞不清楚该怎么做研究、不知道该从什么角度展开论述。这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去把期刊目录上各式各样的论文题目找来看,并且反复地咀嚼,可能的话,再顺带浏览一下摘要。(通过这样的做法,你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学术前沿信息,对于别的学者都在研究些什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就能在此基础之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写文章、做学问的切入角度。应该说,导师提到的这一点在当时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对于我后来从事一些跨学科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现在搞学术研究,论文本身有时候可能写得自我感觉一般,但是至少我每次选择的切入角度还都是蛮新颖的,这一点我是比较有自信的。

《平凡的世界》

此外,(要谈大学时期的回忆和经历,就不能不谈到读书。)我以前经常跟同学们提起,在我的大学时代,《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平凡的世界》在图书馆很难借到,因为当时凡是能被借出去的书已经全都被借出去了,只有在阅览室那边还保留了几本,必须坐在那里读。你要是看到一位同学正在读这本书,你就必须得待在TA旁边等着TA读,还要时刻留神,等TA一把书放回去,你就要立马到书架上去拿过来,否则就又被别人抢走了。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这样,看到一个女生在那边读,我就跟她说,我等你看完,我在旁边等你,这本书你看完了拿给我看好吗?

读《平凡的世界》这本书,当时真的是觉得蛮励志的。在书中我们看到,主人公孙少平,他始终置身于一种自己不能主动选择的环境当中;正是在积极适应这种环境的过程中,他逐渐地学会成长,并且努力地去实现个人价值。实际上,我当时在中文系读书的时候,也恰好身处这样一种相似的、没有办法选择的状况下。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像孙少平一样,“既来之、则安之”,从他那里得到对我自己的一些启发?

我读文学作品读得最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大学时期。那个时候涉猎了大量的文本,以至于到了后来,多多少少都有些“吃老本”的意味在。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中文专业的学习,跟理工科的学习还不太一样。理工科学生实际上是很少看“书”的,他们主要看文献;所谓文献,就是指最新的期刊文章、论文,而但凡是能成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一些年代比较久远、非前沿的东西了。可是中文专业的学习,不仅要看期刊文献,还要看书。

总而言之,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碰到了好的老师,去上了一些有趣的课,学到了一些方法,所以慢慢就对中文专业产生了一点感觉,可以开始从事一些研究,直到现在吃中文这碗饭。

不过其实,我本科毕业那一年,考研是没考上的。那次总分和各科分数考得都还可以,唯独思政这一门离国家线还差1分,这个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非常可惜。所以本科毕业以后,我只能先来到咱们江苏理工学院工作(当时还叫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在学校校办做秘书,负责文字工作、写点东西。过了几年之后,又重新去考的硕士;然后等硕士毕业之后,又过了两三年,才去考的博士。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连续性的学习过程。我常常跟同学们讲,你就是考不上研究生,也不用灰心丧气。关键在于,只要你愿意坚持,对这个目标始终抱有一种执着的心态,总归是可以考上的——怕就怕你中间突然放弃了。我那个时候就始终觉得,研究生是一定要去读的。因为虽然我一开始在行政岗位,但毕竟也是待在大学里面,大学毕竟不能等同于政府机关,在这里,只有教学和科研,才是你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在专业学习上面,我就一直没有放松过。

在校办工作的时候,我还给一些本科生上大学语文课。当时我就想,怎么才能多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东西。当时咱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是跟党委办公室、外事办公室三办合一,所以我在那里同时也负责一些外事工作,跟很多外教交流,和他们聊怎么上课。当时我就跟一个老外一起搞了一个双语课程,讲莎士比亚戏剧,我来讲中文、他来讲外语,他一边讲,我一边大概给他翻译一下,最后收到的效果还是蛮好的。其实,这个有些类似于我们前面提到的“沉浸式学习”,大概也是因为受了本科时在周瘦鹃故居上现代文学史课的启发。你看,我们老师每天上课都站在那里讲,你们同学每天上课都坐在那里听。对于一小部分同学来说,他或者出于对本专业的喜爱、或者出于对考研的需要,总之会在一种压力的驱使下坚持听下去;但是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不管一个老师讲得有多好,他总归是会产生疲惫心理的。这时,就必须要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教学。

宋笑天:老师,您刚才谈到的大学时期的经历,主要都是关于自己遇到的好老师。那么,您在中文系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值得一提的同学或者室友之类的?这方面的经历可以也谈一谈吗?

李刚老师:我当时在中文系的同学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类就是学习成绩特别好的同学。我们系里当时也是女生多、男生少,然后奖学金基本上也都是女生拿走的,男生一般是拿不到的。

男生大多数都属于另外一类同学。他们考试是真的考不好,但是这些人都很有思想。他们往往不是按照老师的要求来进行学习或者备考,而是比较有自己的主见(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学习好)。我们那个时候,经常出现通宵谈文学的情况。那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我印象里,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去苏州,当时我们的成绩都不是很好。苏州有一个地方叫寒山寺,关于寒山寺不是还有一首诗嘛,“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外面有一条河,河里有一艘船,然后我们就坐在那艘船里,船里黑漆抹乌的,在那里聊了一夜。我们也谈文学,但又不限于文学,历史啊、哲学啊、人生啊,各种各样的话题都谈。

寒山寺

这就是说,虽然在我们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实用性都提出了比较高的期待,但是八十年代的余温还在,对九十年代初的我们还能产生一些影响。比如我的这些同学,他们仍然颇具理想主义精神,身上还保留着不少理想主义者的特质。

当时在我们学校有一个文学社,名字叫做“熹微”。有一次文学社搞了一个征文比赛,我就写了一篇散文投稿参赛,最后还获得了一个小的奖项,通过这件事我发现,原来自己还是能创作一些东西的,也就对文学产生一点信心。还有一件事也对我影响很深。当时苏州市图书馆有一个录像厅,经常放映各种各样的海外最新电影,这些电影你平时在电影院肯定是看不到的,当然主要都是盗版的(笑)。我是那里的常客,通过这个窗口,慢慢观赏到很多最新电影,接触到不少海外电影文化,然后逐渐就觉得,这些电影确实很有趣啊,以后是不是可以考虑做这方面的研究呢?我有一个同学,当时他经常跟我们一起去录像厅看电影,后来,他就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现在是央视CCTV-6电影频道的艺术总监。他对电影是真的特别感兴趣,所以他当时看电影,其实都是在有针对性地看电影,目的性很强,不像我们只是纯欣赏,看完了也就算了。他不仅是看,一边看的同时可能还在一边思考,怎样将电影转化为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或工作?

三、中文专业意味着什么?

包宸嘉:我想问问老师,您现在是怎么样看待中文专业的?

李刚老师:首先我认为,“中文专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不能泛泛而谈。现在很多不同的高校都有自己的中文专业。比如说,北大的中文专业和我们江苏理工学院的中文专业,肯定不是一回事,培养出的人才也不一样。但是假如我们从一种普遍的价值或标准来看,那么中文专业一定是一个有着高蹈的理想的专业,就像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里所写的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社会上理想主义的风气还没有退潮的时候,)各个高校的文科专业里分数线最高的一般都是中文专业;当然,后来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地位就逐渐被金融、法律、经济管理等等这些专业给取代了。而且,中文专业的理想主义特质使得它常常能够发挥一些积极的社会功能。比如我们以前学到过的五四文学,从中就可以看出,文学在那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是很高的,对于“救亡”、“启蒙”等先进观念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我觉得,首先,中文专业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蹈理想的专业;在这个专业里学习的学生,也都要有一个高蹈的理想。比如北大的陈平原老师,他也讲过:学中文,还是要有情怀的;没有情怀的话,你就很难坚持学下去。

其次,如果我们考虑到今天很多学校的实际情况的话,中文专业又是一个具有基础性的、可以起到支撑作用的专业,它应该被视作一门基础学科。所以你看,我们中文系天天都在学文学,而文学也是艺术的一种,但是,我们这个专业为什么没有跟艺术学院放在一起?显而易见,这是因为中文专业不只包括文学,还包括了语言学、文艺学、汉语教育等等,这就体现出了它基础性的一面。那么,所谓“基础学科”究竟意味着什么?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先把这个基础打下来之后,上面才能搭建各种各样的房屋建筑。正因如此,中文其实也是一个“万金油”专业,中文专业的学生毕业之后,可供他们选择的职业类型非常之多。另外,如果从基础性的角度来讲,中文还是一门学习如何表达、如何沟通的专业。习大大近几年不是一直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吗?在这一点上,中文专业简直是一个宝库——落实到具体环节,你要怎么构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总免不了需要跟别人沟通对不对——这时,中文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就可以在我国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起到支柱性作用。

最后,放在今天来看,特别是对于我们江理工的同学来讲,中文专业的应用性也是需要格外强调的一点,而且这种应用性体现得相当全面,囊括了低端的应用和高端的应用。比如同学们以后从事语文老师、编辑、记者、策划、脚本写作等职业,这些其实都算低端的应用。那么高端的应用指的是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叫做《降临》的电影?(电影中,一个神秘的外星种族突然间降临地球,尽管它们一直友好地与地球人沟通,但是由于它们使用的语言文字复杂而奇特,双方交流的进展始终不是很顺利,最后还险些酿成冲突。故事讲述的就是主人公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如何一步步破译外星人的文字,然后去理解外星人提供的信息,并且最终成功化解掉两个种族之间因误解和猜疑而产生的矛盾。)所以,《降临》实际上是在探讨语言学的重要性:通过对语言工具的运用,人类与外星人之间实现了跨种族、跨生物、跨星球、跨宇宙的交流——你说,这是不是语言学的一种高端应用?(这样的功效,兼具了语言学属性在内的中文专业当然也能够实现。)

电影《降临》

(我们知道,《降临》讲的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科幻故事,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其实也存在着类似的沟通交流上的障碍或壁垒,只不过交流的主体从人类与外星人换成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事实上,目前在国际交流这方面,我们中国的对外文化宣传确实遇到了很大问题。比如,绝大多数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传播的状况就一直不容乐观,相较于阿拉伯文学、印度文学、拉美文学,它们现在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都远胜过中国文学。这其中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学中文的同学来说,是值得作出深思与探索的。

总而言之,一个是高蹈的理想,一个是基础的支撑,还有一个是全面的应用,我们可以从这上述三个方面出发,来对中文专业的功能和定位做一个简单的描述。

包宸嘉:老师,我觉得,近几年中文师范专业不是成了一个挺热门的专业吗?但是好像很多人在争着抢着进入这个专业以后,其实仍然不清楚中文专业到底需要学什么。他们基本上不再怀有崇高的理想或伟大的志向,他们选择这个专业的主要理由就是,教师这个职业正变得越来越吃香……我感觉,中文系似乎正在慢慢沦为一条实用主义的终南捷径,大家都是为了找工作、拿工资、谋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才去学中文;而不是说,我要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体验文化美、语言美……

李刚老师:严格来说,不是中文专业是这样,而是师范专业是这样。其实很多理工科的学生也是如此,相较于数学或物理学,他们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数学教育或物理教育,将来到中小学去较数学老师、物理老师。这跟现如今社会提出的实际需求有关,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的工作仍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于同学们来说,他们如果愿意去选择这种能够使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更有保障的专业,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是人之常情。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在这学期的文学理论课上,不是提到过康德所谓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功利的合功利性”么,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去看待你问的这个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当你选择读中文师范这个专业,你不要一上来就念念不忘,说“我一定要争取到一个体制内的工作”、或者“我必须给未来的就业增添更多保障”;你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把这个专业本身给学好。当你抱有一种热情、一种理想、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信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的未来能够得到的保障或许反而会更好;你越是抱着强烈的目的性或功利性,上来就直奔“我要做老师”“我要进体制”这样的目标而去,反而不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你并不是因为师范才选择中文专业,而是因为中文专业同时兼具师范的属性和作用;你当然可以把做语文老师视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中文师范最核心的,还是“中文”。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学了这么多课,中文课一直都是主体课程,对不对?一旦你把这个“中文”搞定了以后,接下来不管是去做老师也好、还是从事其他职业也罢,都不难满足这个岗位对你提出的工作要求。

我们同学在一开始选择专业的时候,都难免带有几分功利性的目的;但是当选择完成之后,你一旦进入这个专业,就不应该再过分地追求功利性,而是应该多去思考,我怎样才能把专业学得更好、怎样才能在专业能力上获得最大提升?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其他那些带有功利性、目的性的目标,基本上是水到渠成,反而不需要去多想。

四、从感兴趣到做研究

宋笑天:老师,我们还想问您一个比较务实的问题,就是应该如何将我们的兴趣方向转化为研究方向?这么问的缘由是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李徽昭老师喊我们过去旁听18级学长学姐们的毕业论文选题讨论会。我们发现,有一些学长学姐直到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完全想好自己的选题方向。我们觉得,假如在大二的时候就提前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并且争取能在日后把自己的兴趣方向转化为研究方向(至少说是毕业论文写作方向),这应该是再好不过的事了。结合您自身经历来看,我们读了您的一些论文,发现您写的好多文章可以说是很好地结合了自身在旅游学领域的爱好。所以,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做到这一点呢?

李刚老师:这里面显然是有方法的。第一,你要发现你的兴趣爱好跟你的专业研究方向之间的联系。我们都知道庄子的“齐物论”。当然,“齐物论”是有它片面性的一面的,因为它认为,世界上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这种片面性之外,它也确实看到了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你该怎样根据自己的兴趣,发现它跟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当你发现这种联系之后,你就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拿我自己作为例子。年的时候,我申请了一个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文学遗产的旅游研究”。为什么会去做这么一个项目呢?你要知道,我虽然喜欢旅游、对旅游学很感兴趣,可是一旦接触到其中某些非常专业的领域,涉及到某种数学模型或经济理论时,我研究得就比较少。所以我当时就想,既然自己现在是在旅游系教书,旅游学这个专业的跨学科性体现得非常强,而我之前又一直是学中文的,那么,我能不能尝试把文学和旅游结合起来,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事实证明,这两者之间的确是存在很大联系的。有关文学旅游的研究,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你在网上随便一搜就能找到很多具体案例。比如我跟大家讲到过的,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鲁迅笔下的绍兴等等,在这些案例当中,都是靠文学才把当地旅游业发展起来的。所以,世间万物一定是可以普遍地联系起来的;你一旦发现了这种联系,就有很大把握将你自己的兴趣爱好转化成一种研究方向。

第二点就是,你不但要会联系,还要会挖掘。一般来说,我们的兴趣爱好都是停留在事物的浅层次上面的。比如说,你喜欢打篮球,但是在专业技能上,你是绝对没有办法跟那些NBA球员相比的;你喜欢唱戏,但这最多算是个票友,基本上不大可能成为一位像梅兰芳那样的大师。这是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仅仅是看到了某一领域的表层,或者说是刚刚入门,这时你当然会觉得好玩。为什么会觉得好玩?是因为你还没有深入进去。等你慢慢深入进去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之后又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是不好玩,然后再进一步深入进去,就又变得好玩了,对不对?这就像打篮球一样。你现在光是打着玩一玩,就会感到非常有趣;可要是让你每天坚持训练8个小时,你肯定会觉得不好玩了,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一旦你最后打出了成就感,你就又会感到,当初所有的训练都是值得的。

所以问题就在于,当我们拥有某种兴趣爱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挖掘这种兴趣当中可能蕴藏的深度?就拿读金庸来说好了。假如你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是你对这些小说的感受还仅仅局限于情节的曲折、爱情故事的浪漫感人的话,那么你这种阅读和欣赏的行为就仍然只是浅层次的;而对于金庸小说背后蕴含着的传统文化的肌理、民族国家的心理认同、叙事的结构技巧等等,你如果不去有意识地深入思考的话,是肯定读不出来的。总之就是,你要尽可能地把你的兴趣爱好,玩成是一种“极客”(geek);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极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不管什么事背后都是有很多门道的。

你像是我们学院现在的秘书学专业,就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总觉得秘书学这个专业的专业性不是很强?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专业课程的设计理念上,还没有进入到特别深层次的理解。包括中文专业也是一样的。同学们你们自己平时可能看了不少文学作品,老师上课时也讲到了一些理论性的内容,但是实际上这些大多数都还属于浅层次的水平,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同学们其实还没有接触到,或者说还没有挖掘到。

无论你有怎样一种兴趣爱好,你一定要去究根追底,要去探寻它的本质规律。当你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发现,你的兴趣爱好当中有哪些要素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你还没有找到,那只能说明你挖得还不够深;或者说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是你联系得还不够广。反正无论如何,你要么往更深的地方去挖掘,要么朝更广阔的地方去联系。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你具体怎么做到广阔地联系?你要注意观察。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那一年,去上他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看到了他们所使用的教材,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我记得我当时一看到这本书,马上就感到非常有趣。为什么呢?他们美国有美国学者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我们国内也有中国学者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两者之间肯定存在不一样的地方;所谓“不一样”,实际上就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方向。这一点其实十分有趣:通过不同选本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西方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差异性认识;通过美国学者选择的具体篇目、通过他们附在书里的前言和后记,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情况,以及西方研究者究竟是怎么认识中国文学的?……而且,这本书在美国是作为一套权威性极高的教材来使用的,所以,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学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来等我回国之后,很快去申报了一个教育部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的英译选本研究”,主要就是去比较这些不同选本之间的差异性——正好在那段时间,海外汉学研究也比较热门。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我做得还远远不够,虽然现在这个课题已经结题了,但其实可供继续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

《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

到现阶段,我的主要精力又开始放在近现代域外旅华游记研究上。为什么呢?我之前做的是文学旅游的研究,后来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你看,“文学”、“旅游”、“海外传播”,我是不是又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所以,这几个关键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就引出了外国人访华游记这个研究方向,对不对?这样一来,就尽可能地把自己的兴趣爱好给综合起来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你怎么去联系,怎么去挖掘;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逐渐地明确自己的前进方向。

五、中文人的自我提升之道

蔡雨恬:老师,您之前也提到过,中文专业应该算是一个综合性比较强的专业,未来我们有机会从事多种可能的职业和工作。但是相对而言,比起其他某些专业的学生(教育学专业、编辑出版学专业、秘书学专业等),我们在对专业性的要求上可能会处于劣势?另外,未来我们去应聘的时候,和我们一起竞争的,肯定还会有其他更好的学校毕业的学生。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增强自身竞争力呢?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

李刚老师:想要增强自身竞争力,你要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特别的方法,那还真的没有……有的还是那些传统的做法,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读书、交流,还有实践。你把这三点往深了做、做得比别人都好,你就会提升自己的能力。

第一,就是读书。实际上不管是考研也好、求职面试也好,哪怕是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只要你书读得比别人多,你的知识面的深度、广度自然就可以胜过别人。其实你去看看那些名校的学生,他们也就是在一个劲儿地读书嘛。其实,中文专业作为文科的一种,毕竟不同于理工科。理工科有时候对学生的脑子有着很高的要求,某些人一生下来就具备那种天才,你后天就是再努力也比不上他,这种先天的差距实在是没有办法;文科就不一样了,它更多地靠的正是后天的积累。所以你看那些老先生,为什么他们的学术水平比较高?就是因为他们读得比你多嘛,所以不论你提到什么,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得多,联系得也就多;联系得多,挖得也就深,可以从中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并且清楚哪些是浅层次的、哪些是深层次的。总之,对于中文这么一门特别强调积累的学科来说,还当真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就只有“多看”这么一条捷径。这个无论是对北大、清华还是对南大、南师大、苏大,包括对江苏理工学院也是一样——只要你看得比别人多,北大的学生也比不上你。在中文专业这个领域内,很多优秀的学生,甚至是一些著名学者,他们未必就是名校毕业的,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普通师专出身的。像是很有名的学者汪晖老师,以前不就是扬州大学(前扬州师院)的学生嘛。说到底,就是看你勤奋不勤奋,积累得多不多;这是死办法,但也是最好的办法。看得越多,你未来可能拥有的视野就越清晰。

汪晖

第二,就是交流。当然,这种“交流”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日常交流,它是一种专业交流。我不知道同学们平时专业上的交流多不多?要多一些这样的交流,不仅是同学之间的交流,还有跟老师之间的交流。不管是什么问题,大家都应该积极地聚在一起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然就会出现灵感。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些论文,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老师在上课时给了我们一个题目,我和同学们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最后才把它写出来了。记得有一次我写沈从文,就是缘于这种课堂上的讨论,正讨论的时候,忽然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沈从文笔下的文学世界,似乎既不是一个都市、也不是一个乡村,而是一个江湖。所以我回去以后,马上就写了一篇关于沈从文散文中的江湖意识的文章,后来也发到核心期刊上了。同学们现在都身处一个人文学科,如果不积极讨论、不产生思想上的碰撞的话,你是很难产生研究或写作的灵感的。

另外,这种交流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本专业之内的人,而是要跟各种领域、各行各业的人交流;甚至是那些理工科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我们这些文科生也应该尽可能地参与进去。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整体的发展趋势,就是人文与科技的融合,比如现在经常提到的数字人文、赛博格等等,这些概念其实都是跨学科交流的产物。我觉得,特别是对于你们这一代人来说,如何顺应这种潮流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前,我们常言道“文史哲不分家”,但事实上,这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内的跨学科研究,无数代学人几千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么搞的,再想取得任何大的突破都是极其困难的。应该看到的是,一方面,传统的学术方法当然还是要坚持做下去,并且也应该把它传承下来;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你要是想取得更多突破,还是得走人文与科技相结合这条道路,这也是近几年国家所大力提倡的。

那具体来说,我们中文专业该怎么跟其他领域、特别是理工科相结合?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先去跟理工科的学生交流讨论啊:他们现在的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集中在哪些研究领域?我们能不能在这种交流的过程中,尝试着介入进去?比如说计算机,看似是一种理工科研究才会用到的工具,但实际上,现在有很多中文专业的语言学学者已经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就是由汉语言学和计算机工程学的学者们进行跨专业的合作研究——这就是一种在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过程中碰撞出的火花。

第三,还有实践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实践”是广义上的,不仅限于你们专业实习的实践,而是指把大学四年当作是一个整体性的专业实践来看待。包括你们到老师这里来采访、运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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