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年前后，当共和国的历史刚刚翻开新的篇章的时候，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怀揣新生共和国的豪情与自信，随第二野战军来到西南，开始了他们新的军旅生活与新的文学生命。新诗史上，通常把这批诗人称为“西南边疆诗人群”。[1]在云南，这一诗人群的主要组成者有公刘[2]、白桦[3]、周良沛[4]、杨非、张昆华，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在“西南边疆诗人群”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无论从诗人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新诗发展的整体视阈看，这些军旅诗人在云南所取得的诗歌成绩都不是不无缺陷的，比如，多年以后，白桦这样总结和评价自己早年在云南的创作：
应该说：我的战火纷飞的日子结束在神奇而多彩的云南，在这里学步，开始了我的文学征途！回想起来，遗憾、歉疚多于自得。因为我早期关于云南的作品距离云南的神奇太远了！也没有表现出云南瑰丽的色彩，当然，客观的历史局限和我自己的幼稚和浮躁，使那些习作显得十分苍白。文学从属于政治是当年的时尚，缺乏对生活深入的观察与剖析，把复杂与多层次的生活概念化、简单化了。[5]
周良沛则这样评价自己这一时期的作品：
三十年前，我开始发表作品时，正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剿匪、营建。是连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士兵，是无法以离开自己的现实生活借助于过去的阅历、知识而写诗的人，因此也无法不写到兄弟民族的生活。但也只能纯客观地从一个边防战士的眼里录写所闻所见，借助一些情节、故事来说明问题，……但是主要得靠情节、一些景象的外在印象写诗，从某种意义讲，已经脱离了诗的追求，是写诗无能的悲剧。那些作品，虽然还拿出来出版，也只是作为我个人生活最初的一个脚印来看……[6]
然而，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是，站在诗歌美学立场上看，他们的诗因“发现”了云南边地瑰丽的风景——尤其是那些几乎第一次进入现代诗歌写作领域的少数民族地区风景，并成功地应用边地风景来生成新的诗意，让云南边地风景真正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得以在新诗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事实上，“边地风景的发现”只是这批年轻诗人地方性知识的诗化应用之一[7]，但是这种“发现”和“应用”至今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这不能不说是新诗研究的一个缺憾。在一篇讨论云南诗人晓雪诗歌的文章中，著名诗歌研究家谢冕先生曾提及过年后中国新诗中的风景发现问题：
战乱基本结束之后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革命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增进了开发和沟通，人的视野为之一宽。他们于是有可能以与以前不同的相当从容的心情，领略大自然的实在面目。一切似乎均是开始。中国人开始以异常欣喜的心情面对他的“第一次发现”。以往的熟视无睹，换作了眼前的惊人美妙。在反映现实的旗帜之下，吟咏山水和流连风景之作于是大兴。借助对自然的新奇感兴以寄托寻求和实现理想的热情，这是共和国初建时期诗歌的大潮流。[8]
军旅诗人正是在这样的诗潮中来到云南的。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论这些年轻的诗人对云南边地风景做怎样的表现和歌咏，都是“第一次发现”，也都是“第一次书写”。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那样新奇，才只是刚一踏入，展现在这些主要来自外省的青年诗人眼前的，就是那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所带来的惊人美妙。他们完全被眼前所见的征服了。他们是这样描述边地云南给他们的惊艳的：“雨水和阳光都十分充沛的热带雨林，青苍的岩石上常年莹白的积雪，夜晚淡红色的月光和燃烧的星星，马帮的风尘和山民的炊烟……这里有阿诗玛的传说，……有玉龙雪山和望夫云的故事；这里的纳西人爱在夜晚用悲怆的音调吟唱他们的‘游悲’，……撒尼人在公房中吹奏用竹片做成的口弦来抒发爱慕之情，……而傣族、景颇族也都有各自的表达内心感情的音乐和舞蹈。……这是一片诗的土壤，孕育着无数动人的诗篇。这里的云南山水，一草一木和一朵朵的云影，都有它们自己的诗歌和传统。”[9]在这样一个诗歌王国里，年轻诗人们的诗情又怎能被按住而不喷发呢：
我穿过勐罕[10]平原，/整个心灵都被诗句充满；/每踩一踩这块土地，/就能感觉到音乐，/感觉到辉煌的阳光，/感觉到生命的呐喊！//一堆灌木丛，又一堆灌木丛，/野生的浆果，红的，紫的，蓝的，/像燃烧的火焰……/芒果、椰子和木瓜，/还有那扎着花头巾的姑娘们的笑靥，/仿佛都成熟得经不起手指一弹！//而在任何地方都咆哮着的澜沧江，/流到这里，忽然变得异样的温柔，/金的，银的，波光闪闪，/每一片涟漪都是一双慧眼，/……
——公刘《我穿过勐罕平原》[11]
一朵金色的云，/落在银色的雪山顶，/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英格花[12]在虎尾松上笑吟吟，/——是雪山上开始融雪的春天啊！/……
——白桦《金沙江的怀念》[13]
两颊，若艳阳/落在椰林一样光艳；/赤脚、袒臂，像水底芙蓉/伸出肥嫩的藕莲；/丰盈，似待喷的泉，/却含羞草似地，低头、羞怯、寡言；/她从江边走来，/水罐象对椰子担在一肩；/走动，转忽绿沙的筒裙，/水上飘似地在地面；/听她重担起肩挣挑子的笑声，/像渴闷时听椰汁晃响在椰壳里面……
——周良沛《傣家少女》[14]
抒“政治之情”是20世纪50年代诗歌的规定内容，它属于那个时代的潮流和时尚。面对时尚，个人更多地只能是心甘情愿地被裹挟而不是积极的反叛，因为时尚的力量总是超乎想象地巨大，更何况还是这些以“军人”的特殊身份登上诗坛的年轻诗人呢。[15]这些年轻的诗人都无条件地在时代的规定性中把自己的理性、情感，甚至抒情方式贡献给了潮流和时尚。比如，在《我穿过勐罕平原》中，紧接上文所引诗行的，就是诗人对建设边疆宏伟事业的新“预言”的放声歌唱；而在《金沙江的怀念》里，才刚刚触及风景带给诗人的震撼，诗歌又被理性地引向了“金沙江两岸的人民怀念着一位可亲的将军”的革命情感上。这些时代的情思都影响了诗人风景体验的独立性与品质，进而使得他们的诗歌没能从总体上逃脱时代的规训。
02
然而，毕竟“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的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16]，积极的政治意识固然是这些年轻诗人人格中最坚实和主要的方面，但是除了政治以外，他们生命深处被唤醒的“自我”还有许多许多方面。这些年轻的诗人总回避不了初入一个陌生地方时，生命体验中最真实的属于“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的那一部分。——踏入云南后所获得的迥异于原来所熟悉的风景体验，就是这些年轻诗人当时的生命体验中属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这份惊异的体验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规训而从他们鲜活的生命中被抹杀去，相反，共和国的新生所带来的激情，以及他们作为祖国守卫者的自豪，又给这份鲜活的体验带来了浪漫品质。于是，在那个文化与个性都较为统一化的时代里，边地风景带给他们的激越体验，便成为了他们的诗歌保存真实人性的基础和媒介。这里，已经不能不提到公刘那首著名的《西盟的早晨》了——
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在哨兵的枪刺上/凝结着昨夜的白霜，/军号以激昂的高音，/指挥着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早安，边疆！/早安，西盟！/带枪的人都站立在岗位上/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公刘《西盟的早晨》[17]
这几乎可以说是50年代云南这批军旅诗人所写的最好的诗歌了。年它在《人民文学》上刚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轰动，连著名诗人艾青也这样评价说：“‘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正好用来形容公刘的诗”；“公刘是新出现的诗人中写作比较丰富的一个”。艾青还就公刘诗歌的特点总结道：“自然环境，战斗任务以及诗人的最清新的情绪，是完全糅合在一起了。公刘的诗，就是长期生活在战士中间的、感染了我国部队的高贵素质的、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18]艾青首先抓住的就是公刘诗歌对风景的写作，而公刘的诗给诗坛带来的那“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般的审美效果，应该与他独特的边地风景体验有关。无独有偶，年代黄子平先生也将公刘云南时期诗歌的特点总结为“云”，称其为五十年代新中国诗坛升起的“一朵奇异的云”[19]，这肯定也跟《西盟的早晨》中对“云”的抒写，以及他这一时期诗歌对云南边地风景的书写有关。关于公刘诗歌中这朵奇异的云，已经有了许多的分析和论述，我以为谢冕的分析是最好的：
这一朵升于深谷、带着寒气又在氤氲的雾霭之中闪耀着初日的光炫的云，确是一朵奇妙的云。但若仅有这云而没有衬以哨兵枪刺上的白霜（这是色泽）以及那掠过枪刺与群山之巅的军号的高音（这是音响），则只是一种有特色的写景。现在，揉之以边哨生活特有的情趣，这就使柔婉与刚健、静谧与空腾、边地风景与士兵生活这些对立的因素大胆组合而为一座足以展示时代风情的诗的雕塑——不再以抒写主观情感为满足，也不再以描绘客观景物为满足，这在共和国诗歌的初始阶段，是引人注目的。[20]
这里的论述既可以看作是对《西盟的早晨》一首诗的论述，也可以视为是对公刘此一时期诗歌总体特点的论述。由于论述的重心不同，虽然谢冕讨论的是诗人书写这首诗时如何让这朵从边疆的深谷里升起的“云”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但我们都清楚，正是这朵“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于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奇异的“云”所带来的一切，让诸多那个时代中诗歌的惯常意象和情感实现了新的审美。如果把这首诗对这朵清晨的云的描写删除，那它将成为时代潮流中众多军旅诗里极其普通的一首。因此，谢冕总结道：“公刘从《边地短歌》到《黎明的城》的基本追求，概括起来就是：他把士兵的热爱与自豪和神奇的自然景色作了完美的揉和，融而为当时罕见的充溢着希望的美。”[21]
真正的诗歌不是写给时尚和潮流的，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淘洗还能赢得读者青睐的才是成功的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也许，那些将边地风景与战士生活进行了新颖的组合，并将祖国保卫者豪迈的心境与他们拥抱边地风景之瞬间所产生的心灵震撼一同表现出来的作品，远远要比那些仅只书写了政治诉求的诗更能代表这批军旅诗人的艺术成就。比如：
射手们脱下衬衣，/把沾着枪柄的雨水拭净，/然后就卧倒地下，/也不顾浑身泥泞；/只听得教员一声口令，/叭！叭！/靶场上重新响起了枪声。//牛背上伫立的白鹭惊飞天空，/雪亮一圈，灼人眼痛，/长翼搧起阵阵湿风，/山腰草棵悉索摆动；/警觉的哨兵急走出哨棚，/在他的明晃晃的枪刺上，/跳跃着一片七彩的虹……
——公刘《雨后小景》[22]
首节写的依然是军营生活，但它显然不是诗情的重点。打靶是军营生活最常见的场景，并不能引起诗人太多的新奇，也很难在其中发掘出新的诗意。但当诗人在第二节里把它与边疆恬静的风景相连时，两者便熔铸为了一片洋溢着时代感的、情致与自然和谐的边疆“雨后小景”图。而在结尾处那句“在他的明晃晃的枪刺上，/跳跃着一片七彩的虹”中，“枪刺”与“彩虹”的奇异组合，不仅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气质，更将它所带来的新颖与震撼在当代诗歌史里保存下来。
年代后期，在围绕公刘所提出的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所进行的一场辩驳中[23]，洪子诚先生对自己所理想的“诗”进行了一段描述。这段话虽然出现在对公刘观点进行辩驳的文章中，但我以为用它来描述公刘、白桦等军旅诗人在一个诗歌相对整齐划一的时代里，从风景的角度所实现的对诗歌精神的坚守和捍卫却是非常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