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白癜风 htt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埃里克·方纳这个研讨会真的给我一种毕生仅此一次的体验。我甚至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很不习惯的失语状态——虽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首先，我要感谢本次会议的组织者——筹备委员会的玛尼夏·辛哈（ManishaSinha）、艾明如（MaeNgai）和金·菲利普斯-费恩（KimPhillips-Fein）——的辛勤付出，并感谢林赛·戴顿（LindseyDayton）为会议的后勤工作所做的有效得当的安排。我同时希望感谢历史系的诸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帕特里克·麦克莫罗（PatrickMcMorrow）和帕特·莫里尔（PatMorel）——以及历史系的学生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帮助使得过去两天的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当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琳恩·加拉福拉（LynnGarafola）和我的女儿达莉亚（Daria）。许多年来，她们从来都是慷概而兴高采烈地欢迎每一个加入我们家庭的新成员：亚伯拉罕·林肯、“地下铁路”、关于自由的思想等。我尤其要特别提到琳恩的贡献。她是一个很有成就、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也是我所认识的文笔最优雅的作者之一，她本人的写作以及她在文字编辑方面展现的高超技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我同时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共事，密切合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也在场，包括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Fields）、贝茨·布莱克默（BetsyBlackmar）、艾拉·卡兹纳尔逊（IraKatznelson）、艾伦·布林克利（AlanBrinkley）、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Kessler-Harris）、肯·杰克逊（KenJackson）、凯西·布莱克（CaseyBlake）；还有其他的美国史学者以及来自其他领域的同事们，包括帕米拉·史密斯（PamelaSmith）、伊萨·沃洛克（IsserWoloch）、卡罗尔·格拉克（CarolGluck）和其他许多人。我也在此向哥大图书馆的同人们致谢。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我在哥大的众多图书馆中度过了难以尽数的美好时光。令我尤其感到开心的是，我今天在这里见到许多原来的博士生。你们中的很多人十分熟悉我在费耶韦瑟楼[1]里的办公室，也看见过办公室里我收藏的那些与历史相关的纪念品——譬如那个摇头晃脑的林肯雕像，还有从各地历史遗址寻来的精巧的纪念文化作品等。然而，办公室里令我最为引以为豪的是那一排长长的放满我学生的著作的书架（现在这排书架已经延伸成一排半了），我曾经指导过这些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你们中有不少人在不同场合听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带一个博士生，就如同被判了一次无期徒刑，但这是一种我非常愿意接受和承担的徒刑。尽管我的学生早在10年、20年甚至30年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在为他们中的有些人写推荐信，提供各种咨询意见。坦率地讲，能有机会与如此的极有天赋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工作，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我原来并不知道的历史知识，我感到极为幸运。他们从遥远的世界各地——从中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巴西——和美国各地的大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看到他们在毕业之后首先是找到了一份有收入的教职，随后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在世界各地变成了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我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几年前，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在年会上为我的著作《重建》举行了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以纪念该书出版25周年。讨论会开始的时候，凯特·马舍尔（KateMaser）教授宣布了小组讨论会的发言规定：每位发言人将集中讨论该书的某一个方面。之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埃里克，你要对所有发言人的评论做出回应，或者讲点故事。”凯特知我：我的确是挺喜欢讲故事的。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心里好像在放映一部电视连续剧，剧名就叫作《回顾你的人生》（ThisisYourLife）。我的生命历程被一段一段地展现在自己面前。我不由得想起一些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我想从我父母开始说起。我想他们今天要是在场，一定会十分享受这样的时刻。正如你们昨天从南希·方纳[2]的发言中听到的，我是在一个被称为“老左派”（OldLeft）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在成长过程中从家族讨论中吸收的思想对我日后作为教师和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思想包括——富有活力的劳工运动对于美国民主是至关重要的；种族不平等是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历史的故事应该包括那些曾经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普通男女的经历，而不止是政治家和工业领袖们的辉煌业绩。保罗·罗伯逊和杜波伊斯是我父母的朋友。[3]我的叔父编撰了托马斯·潘恩[4]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5]的思想作品，我的父亲撰写了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士兵的经历。但我也需要强调一点，尽管在纽约市的左翼圈子里，方纳家族四兄弟[6]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群体，但我必须承认，在家族聚会的讨论中，男性往往主导了关于重大话题的辩论，如中苏分歧等。我母亲莉莎·方纳（LizaFoner）是一个心直口快并极具创造力的人，我们家庭内部奉行的一项原则是，母亲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与父亲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同等重要——这一原则无疑在家里树立起一种强大的女权主义教育的榜样。因为父母的原因，我成长的环境也始终充满了艺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光是来自母亲的画作，还有全家每个周六从长滩[7]到曼哈顿城的旅行，或者是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到纽约艺术中心去看纽约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周六下午要打开收音机，听大都会歌剧院的表演等（但令我父母时常感到烦恼的是，我少年时代的文化品味与他们期待的不同，相对于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来说，我更喜欢比尔·黑利[8]的音乐和太空中的彗星。我后来写作的美国史教材读本中通常带有大量的艺术作品画面——油画、雕塑、芭蕾舞的照片等——其目的是向学生传输一种潜移默化的信息，即他们需要学会欣赏艺术作品。在道德榜样方面，父母也为我树立了一种高标准，我指的是敢于坚持原则的决心和不怕挑战现状的勇气。父母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都受到过政治迫害。我父亲从年到60年代中期都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到大学任教，母亲也丢掉了中学美术老师的工作。与其他一些人不同的是，我父母拒绝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出卖别人，他们也从来不让自己遭遇的痛苦转化成为怨恨，或者因此而丧失对理想主义的信仰与追求。我是年进入哥伦比亚学院的。[9]当时的哥大本科部全是男生，并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学费是美元一年。我当时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直到大三才决定转系，改修历史。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我跟着詹姆斯·申顿教授[10]上了一年的美国内战与重建研究课。申顿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师。算起来，教会我做历史的一共有三个人，申顿是其中一个，但第一人应该是我父亲。父亲是一个独立学者，他的谋生之道就是讲授历史和世界事务。他在讲课中通常强调历史学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一种鲜活的联系——如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与18世纪末的《惩外治乱法》和一战后的“恐红运动”之间的关联何在，人们应该如何通过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在奴隶制废墟上建设一个公正社会的历史棱镜来理解现代的民权革命等（这场革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在展开）。他讲课时常以《纽约时报》近期刊登的文章作为引子，然后讲述历史如何塑造了现在——我从他那里借鉴了这种方法，听过我课的人应该都熟悉我的这种授课方式。接下来引导我走上专业历史学家之路的是哥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两人风格的不同只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申顿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克里斯玛气息的老师，但他的魅力远不止如此。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二战时期拒绝拿枪作战，但以一名医护人员的身份参战。他曾作为美军先头部队的一员，在纳粹逃离之后，比其他人更早进入纳粹集中营里。他在那里所见证的一切人间悲剧促使他决心要研究人类针对同类施行非人类待遇的历史。在美国的背景下，这就意味着要研究美国的奴隶制及其后果，尽管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曾多次劝告他，说他在这个令人不舒服的题目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师，申顿总是能够将对历史题目的激情传递给学生，好的教学应该以此为起点。当然，学生们对吉米（詹姆斯的昵称——译者）也很忠诚，而他们的忠诚也从来不会因为他的一个习惯而打折扣——他每周总是会带领一组研讨课的学生去格林威治村吃晚餐，并且在去的路上总是要在格里布小姐面包店（MissGrimble’sBakery）买一些点心做甜品。申顿讲过一句名言，绝不能让学生买单（至少在他或她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我后来一直力图实践他的这一原则。最后一位导师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1]，他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霍夫斯塔特与申顿不同，他不喜欢讲课，但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历史写作的本领几乎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在座的许多人都听我提到过霍夫斯塔特的两句名言——“与动词开战”（makewarontheverbtobe，即在写作中尽量避免使用被动语式——优秀写作的关键在于善用动词）；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写作来自不断的重写”（90percentofwritingisrewriting）。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终身铭记的治学格言。霍夫斯塔特指导我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