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〇年八月底，我从家坐火车到上海，从上海转车到昆明，我要在九月五日前赶到云南大学研究生部报到。
堂医院儿科工作，我早在电话里通知她我要来。她见到我非常开心，领我去她的住处。从狭窄的楼道上了二楼，进入她们的宿舍，里面放了四张双人床，东西塞得满满的，在屋里转身都有点困难。每张床上都拉了帘子，隔绝出一个个小小的空间，透过那未拉严实的帘子可见床里面布置得温馨而雅致，使人想到在那里面能暂时忘却房间的狭小，感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私密和宁静。
英和我谈了许多工作上的事，她的工作不是很辛苦，只是常值夜班，几年下来，原先红扑扑的笑脸气色变得有些暗淡——红苹果变成青苹果了。可是没办法，护士的工作就是如此，少有不值夜班的。对未来，她颇有些迷茫，不知将来的生活会怎样。像她这样在上海工作的外地女孩普遍有这样的迷茫：找一个上海本地人不太现实，想找外地人又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最终，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找一个外地人嫁了。可眼下，那个不知在哪里何时会出现的外地男朋友对她来说如同海市蜃楼般难以寻觅。
上车前，英陪我去了住所附近的吉买盛超市，想给我买一些路上的吃用之物。她知道我喜欢吃面包后，就去买刚出炉的面包，可等着买面包的人排了长长的一条队伍，她排到队伍的最末端。等了许久，她前面的队伍还有老长的一段，我在边上都替她着急，早知如此，就是这面包吃了能成仙我也不会让她去排这队的。英的表情显得疲惫而又有些无望，我上前对她说不买了，她又显出惯有的坚定，说：“要买，都等了这么久，现在走了不是白等了！”
英送我至站台，火车快开动时，她朝我挥手惜别，突然间我感到很有些不舍，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人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和重逢——若没有离别的痛楚，也就不会有相聚时的喜悦。
二
火车在江浙平原上奔驰，一望无际的原野和满眼的绿色很快驱走了心中的离愁。我喜欢在飞驰的车上看外面的风景，那急速变化的景致总能激起我无限的神思，迅速消逝的景物能让人感觉光阴似箭，倍觉眼前时光的珍贵。火车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最后进入云南，全程近三千公里，一路气象万千，景致如画，如展现于眼前的一幅长长的山水民俗画卷。每到一站，只要时间来得及，我都会到站台上走走，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风情。进入贵州，列车到达一些小站，车还未停稳，车窗外已聚了许多孩子，用竹竿挑着一袋袋水果举到窗口，并不叫喊，若想买，他会说多少钱一袋。这些孩子看上去非常纯朴，卖的水果像是从自家或山里的果树上刚摘下的，每卖出一袋，他们的脸上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憨笑。
列车奔驰了四十二个小时后抵达昆明。下了车，走到阳光下，明丽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但觉得很舒服，再次站在阳光底下是多么幸福——长途旅行的人大概都有这种体会。坐公交车至学校，进入校园，感觉非常亲切，对即将开始的校园生活充满了新奇与期待。
住进研究生公寓三二九宿舍，四人间，宽敞明亮，每人一床、一桌、一椅和一橱，家具都是新的，桔黄色的窗帘显出几分家的温馨，放下行李，感到无比轻松喜悦。同室的有同乡李君、四川的李君和山东的宋君。同乡李君身材高大，仪表斯文，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书生气。四川的李君性格率直，正义感很强，说话极具思辨力。山东的宋君心态非常好，为人一团和气，身体强壮，有几分北方汉子的伟岸。
这一届共十二位同学，两位女生，都是云南人，其余皆来自外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迎新大会上，老师们并排而坐，笑容可掬，和蔼可亲。中心主任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接着介绍了中心的基本情况，随后让我们每个人都作了自我介绍，最后，对我们即将开始的学习生涯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走出小礼堂，大家激情澎湃，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同班的岚邀请我们去她家包饺子，大家都很高兴。她父亲是人文学院的教授，很有学者的儒雅气质，见到我们点头含笑。她母亲通情达理，见我们到来，主动把老伴叫到外面去，让我们在屋里享受充分的自由。几位北方来的同学对檊皮拌馅比较在行，皮和馅都准备好后，我们围着桌子开始包起来。饺子包出来后形态各异：有的像包子，有的像锤子，有的像帽子，还有的像拳头，大伙相示视彼此的“杰作”，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头一锅饺子开煮后，我们热切地等待着，四川的廖君做的红烧鲤鱼也炖得差不多了，飘来阵阵扑鼻的香味。饺子出锅后，大伙儿围成一圈，吃得份外的香，感觉以前吃的饺子味道从未有这么好过。廖君的红烧鲤鱼口感非常地道，里面下了不少川味大料，汤味醇厚而浓郁，大伙儿不住地挑大拇指，廖君有些飘飘然。
吃完饺子，岚的父母回到家，很随和地与我们聊起来。岚的父亲徐老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学术功底深厚，分析问题也带有历史的眼光。有人问到我们专业以后的出路，他说：“从以前的就业情况来看还是比较乐观的，毕业生大多去了各省的政府部门和高校，往以后看，至少十年内，研究生就业都是供不应求的。”一番话说得大家满心欣喜。后来的事实证明，徐老的预测过于乐观，到我们毕业时，研究生就业已显出严峻之势，我们的后一届情况要严峻得多，再往后就每况愈下了，这是后话。徐老从书房里拿出两本书推荐给大家：季羡林的《留德十年》和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他语重心长地说：“做学问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点是坚守知识分子的底线，看了这两本书，相信大家都会有所感悟。”
篮球场就在公寓楼下不远处。每天下午，我们换上一身球衣迈着轻松的步伐来到球场。丽日下，清风吹拂，花香袭人，球场上跃动着无数矫健的身影，闪动着勃勃的朝气，我们立即加入这火热的行列里打上一两个小时，出一身汗，痛快淋漓地迎着余晖返回宿舍。
球场边是著名的银杏道，两排高大的银杏树有近百年的树龄，状如小扇子般的树叶非常惹人喜爱，树下常能见到捡叶子的女生，那小小的一片树叶，不仅可做书签，也可送与心爱的人。秋天来临时，叶子由绿变黄，最后变成金黄色，飘然而下落满了地面，是校园里一道绝美的风景，每当此刻，常能见到一对老伴儿提着一只布袋在树下捡叶子，据说，银杏叶炖的水能降低血压和血脂。
半个月后，在师大打过一次篮球的李君回来说那里的场地更宽敞，打得更痛快，我们一听都心驰神往。第二天，我们一班人马浩浩荡荡地去师大打了一场，感觉好极了：沥青地面，球场四周是参天的大树，繁茂的枝叶投下一片宜人的清凉，树下环绕着一圈铁丝网，省去了跑到场外捡球的麻烦，最让我们喜欢的一点是，这里打球的学生球技普遍较高，和他们在一起打轻松而舒畅，很少受伤。从我们的公寓走到师大球场只需十分钟，此后，一有时间我们就往师大跑，去打球是享受，来回的路上也是一种放松：一行四五个人，一袭白色球衣，和风送来阵阵清爽，迎着西下的斜阳，和一群群青春靓丽的女生擦肩而过，不时迎来打量的眼神，感觉行走的不仅是身体，还有青春。
师大电影院的设施比云大要好得多，放的电影也很新，成了我们常常光顾的地方。影院门口的保安从不检票，进去时只要出示一下票即可，到里面对号入座。电影票的颜色不时更换，有红橙黄绿青蓝紫等近十种颜色，不到半月，我就将各种颜色的票都凑齐了。一次去买票，见票的颜色和我已有的一张旧票颜色一样，我心里一动：凭旧票进去行不行呢？不妨一试，走到影院门口心砰砰直跳，趁着来了一群人，紧跟在他们身后，向保安出示了一下旧票，竟顺利地进去了。找一个靠边的座位坐下，刚开始还担心有人来对座位，等电影开演了，场内熄灯后也没见有人来，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这一场电影看得十分得意，回去后和室友们一说，他们都很激动，要求下次同去看“免费”电影。
再次去时是一大帮人，人多了胆气也壮，向保安出示旧票后，我们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电影开演后，也未见有异常情况。散场了，我们高声谈笑着回到宿舍，大家都异常开心。此后，师大的电影院成了我们周末的必去之处，平时只要有空也去。算下来，读书三年，在师大看了有几百场“免费”电影。此事让我深深体会到这里民风的淳朴——这样的事在东部省份简直难以想象。一次同学陶君在电话里问为何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读书，我脱口而出：“这里气候宜人、景色优美、民风纯朴、美女如云。”他在电话那头一阵惊叹，说：“这么好的地方啊，你真幸福！”
三
谈到美女，每天都能见到无数。公寓楼下就是第一食堂和清真食堂，一到吃饭时间，站在阳台上就能见到俊男靓女们络绎不绝地从楼下走过，高峰时期人流如织。西门外往北走十几步就是一二一大街，对面是云南师范大学和昆明理工大学，这一片街上走的多一半是学生，美女随处可见。一开始我们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的，常结伴去一二一大街上溜，街边店铺林立，行人熙来攘往，逛上一圈回来，心情会轻松舒畅许多。
云南的女孩身材都非常好，在街上极少能见到身材臃肿的女孩子，这可能与高原地带的气候、水土和饮食有关。昆明四季如春，冬天最冷的时候，夜间气温不会低于五度，白天会上升到十几度，穿一件薄毛衣就够了，校园里的草坪还是绿的，身体好的人甚至感觉不到冬天的来临。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人们大部分时间窝在屋里，少动多食，体内储存了很多能量，经过一冬许多人会发福。气候温和的昆明，冬天里人们体内不会积蓄多余的热量，故少有胖子。饮食上，云南人的口味偏酸辣，喜欢吃野菜、米线、干巴和土豆，多是低脂肪和低热量的食物，故女孩子能保持苗条的身材。外地人到昆明呆上一段时间，体型也会变得和云南人一样。去昆明一个多月后，我的体重降了有十斤，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
下公寓楼拐个弯往东走不了两分钟就是南学楼，这是我们上英语精读和写作的地方，教室宽敞明亮，非常安静。公寓楼偏东一百米远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我们常去五楼的自习室，里面十分幽静，窗外摇曳着银杏树浓密的枝叶，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照进来，投下一片斑驳的阴影，如乡村夏日午后般的宁静。我也常去三楼和四楼的阅览室看期刊杂志，比较喜欢看旅游和风景类的杂志，浏览一幅幅装帧精美的彩图，领略着各地的风土民情。图片的视觉效果很好，逼真而具有感染力，一幅图片背后就是一个故事，我常凝视着图片陷入无限的沉思，想象那遥远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体味着人生百态。我在阅览室常常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里面的风景旅游杂志几乎被我翻了个遍。
九九级一来自四川的师兄在盘龙江边开了一家火锅店，邀请我们二〇〇〇级全体同学和中心老师去他的店里吃顿火锅宴。晚上，我们一行三十多人去了他的火锅店。师兄和夫人早已等候在门前，店门口进出的顾客川流不息，生意十分红火。抬头，店门上方的匾额上“江岸第一家串串香——重庆大拇指火锅全国连锁店”一排镏金大字赫然映入眼帘。师兄热情地前来招呼我们，他夫人着了一袭白底缀花的旗袍满面笑意地引领我们进入店中，她给人的第一眼印象是典型的川妹子——身材娇小，皮肤白皙，言语婉转，精明能干。我们围着一锅汤料坐下，一盘盘荤菜和素菜接连端上来，荤的有红有白，素的青翠欲滴，煞是养眼，女服务员动作麻利，显得训练有素。锅中的汤料沸腾后，大家开始将菜下到锅里烫着吃。汤料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味道浓厚，我感觉有点辣，旁边的廖君却说：“怎么一点都不辣，再放些辣子吃才过瘾。”他的话引起好几个和我一样不太能吃辣的人抗议：“够了！再放就你一个人能吃了，想吃辣自己多蘸点辣椒面吃吧。”我虽不太能吃辣，但大家聚在一起气氛热烈，浓浓的情谊让人感觉到一股兄弟姊妹和家庭般的温暖，吃什么已不重要。环顾四周，店内外摆了有几十张桌子，里边和楼上还有包间，服务员有好几十人，规模不小，不由对师兄心生佩服：真是不简单！一个学生能撑起这么大的一片门面。后来得知师兄读研前曾在老家开过火锅店。
第一年上政治和英语两门公共课。政治老师课讲得很有内容，表达流畅，他好像了解许多政治内幕和社会秘闻，谈笑风生间，揭示和嘲讽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公和腐败现象。他早年行伍出身，言谈举止仍保留了军人的作风，说话声音洪亮，很有气势。据说，当年他从部队转业时只有初中文凭，硬是自学一步步上了博士。一次他无意中说他的英语原本一点底子都没有，完全是靠自学的，考博前他做了几百套试卷，以致后来一看到题目就知道选什么答案，考试轻松通过。教听力的英语老师风趣幽默，常在课上说一些笑话，让大家忍俊不禁。课间，他常放一些欧美经典歌曲，让大家既放松又享受。
教我们英语写作的是一位留美的马来西亚女老师，长得娇小柔弱，很像华人，有一个很中国的名字：冯翠诗。她的口语虽不很纯正，但很流利，常说一些在美的生活见闻，这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一次下课我和她聊了一会，了解到一些平时想知道她又没说的在美经历和感受，她正好要去东门外的学生街上买光碟，我便陪她一同前往。路上她问我的名字有何含义，我被问愣住了，她解释说她所接触的中国学生名字都有一定涵义，我才反应过来。想了好一会，我也没想出来哪一个英语单词和我的名字意思是对应的，她见我着急的样子，微微一笑，说等想出来了再告诉她。音像店里正播放一首英文曲子，她立即跟着唱起来，还伴着节奏轻轻扭动着身体，唱得和音响里放的歌词一丝不差。挑到几盘喜欢的光碟，她非常高兴，指着光碟边上的缺口对我说：“这是被查获的走私光碟，海关在上面打了口子，所以很便宜，我常来买。”回去的路上我问她在美国可受到过歧视，她用有些吃惊的眼神看着我，很肯定地说没有，说美国很讲人权，谁敢歧视别的种族的人，受歧视者只要能举证，歧视者就得吃官司。
后来一有机会我就和她聊。快到年终时，见她常和一位欧洲来的留学生在一起，我便很少再找她聊。一段时间后，再和她交谈时问她过得怎么样，她说：“过得很好，和威尔在一起很开心。”她说威尔来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们在一起很能谈得来。可随即，她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若有所思道：“我父母对我个人的事从不过问，但提醒我在性的问题上要谨慎。”她的眼里闪过一丝迷茫，似乎对和现在的男友在一起的前景感到没有把握。这不难理解，他们之所以在一起主要是因都独在异乡，常感空虚寂寞。西方人在同居的事上看似随便，实很坦诚，就是纯粹的喜欢，极少有功利目的。半年的交流，我的口语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为表达我的谢意，圣诞节晚上我送了她一个小巧的风铃，她非常高兴，从楼上端下一盘她亲手做的水果蛋糕给我，我拿回宿舍和几个兄弟一块分享，味道果然不错。
她是作为美中两国大学交换计划的一员到中国来授课的，为期一年，第二年的五月份就要回美国。临行前，我想送她，她在“马上就要去机场了，行李还没收拾好，时间很紧，以后给我发邮件吧。”她走了以后，好长时间都没和她联系，生活很平淡，没什么好说的。直到毕业后我才给她发了一封邮件，她很快就回了，说她正在匈牙利，在那里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此后，再没和她联系过。
四
除了打球和看电影去师大，平时逛街我们也常去。师大的学生给人的印象比较朴实，特别是许多来自下面地州的学生和来进修的老师，他们身上有着高原人普遍具有的特征：简单、诚实、善良、温和。师大里绿树成荫，花丛密布，池塘亭榭交相映衬，随处可坐下看书和休憩，傍晚时分常有市民到校园里散步和休闲。当年赫赫有名的西南联大就是位于师大的校址上，离学校大门不远处有一个亭子，里面立了一块西南联大纪念碑。我和肖君常到师大里来散步，有时去小放映厅里看一场录像，时而还去师大的食堂搓上一顿。最后一年，我和肖君来师大散步后，常去食堂边的夜宵摊上要一大碗炸薯条解馋，确切地说是炸薯棍——薯条切得有小指般粗，炸得外焦里软，香味四溢。肖君有时来到我们宿舍，面带笑意地对我说：“薯条的干活。”我便心领神会，和他一道前往师大。
出了西门，往北不到两百米就是昆明理工大学。进入昆工校园，正中间是一条宽敞的大道，两边是密密的树丛，树丛边是两条与大道平行的小道，小道往里还是一排树木，树木的边上才是教学楼，布局非常整齐。西侧教学楼的西边有一座小山，为高大的树木覆盖，绿荫底下有一片操场，是早晚锻炼的极佳场所——在市中心有这么一大片绿荫场真是非常难得。校园里非常安静，平时学生很少，傍晚时分我常到这里来散步，绕着环形的小道走几圈，任思绪自由地徜徉。夕阳将草木镀上一层金色，微风送来阵阵花香与草儿的芬芳，空气异常清新纯净，此时的昆工校园似是我一个人的世界。
云大南门外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就是翠湖公园。环湖边有许多十分高大的树木，由于上了年纪，许多树的部分树皮都脱落了，露出光秃秃的树干，但挺拔的树冠依旧顽强地直指云天，顶端的枝叶依然很繁茂。每天都有许多人来这里散步、锻炼和休憩，树下常有给路人画肖像的艺人，也常见一些流浪歌手捧一把吉他在树下倾诉深情。湖中心是公园，里面翠竹幽深，花香袭人，楼台亭阁与水池假山交相辉映，棕榈树摇曳着婆娑的身影，昭示着一片南国风情。公园展览馆里的碑记上说这里曾是吴三桂的后花园，当年被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携陈圆圆到昆明后，为博得美人的欢颜，仿照江南水乡，在湖中心造了一座别具江南风韵的花园，供陈圆圆赏玩，以遣思乡之苦。不知陈圆圆当年居在此间的感受如何，但可以想见：独自拥有这么一大片兼具江南风味和南国风情建筑精巧的后花园，再加上王爷的宠爱，她的心情定不会差。
每年十月下旬，从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像雪片一样落满了翠湖的湖面，它们的体型比鸽子稍大一些，浑身的羽毛比雪还要白，嘴红红的，故得名红嘴鸥。游人争相给它们喂食，湖边有推着小车卖烤面包的，一块钱一袋。掰下一小块面包往空中一抛，立刻会有好几只红嘴鸥飞来接食，落在水里的面包屑会被迅速游过来的红嘴鸥啄食掉，一点不会浪费。孩子们最喜欢喂红嘴鸥了，每次喂食都兴奋得不得了，大人们满怀爱意地在他们身后看护着，以防兴奋得过了头的他们翻过栏杆掉进湖里。
湖边常有卖花的小孩，特别喜欢跟在年轻情侣后面缠着不放。一次与同室的李君和一位女同乡去湖边散步，一个卖花的小男孩跟了上来，缠着李君给女同乡买一束花（男孩没有缠上我而径直找李君，想是因李君高大斯文，西装笔挺，仪表不俗），李君被缠得很无奈，心里有些窝火可又不便发作，女同乡看着他的窘样忍不住笑了。最后，李君实在给那小男孩缠得烦了，猛一侧身，摆出一脸凶相，压低声音对小男孩说：“再跟着，给丢到湖里去。”小男孩吓得一转身跑了。
第一年下学期开始上专业课，教室在北苑教师住宅区的一栋三层小楼里。这栋小楼先前属于我们中心的前身西南亚研究所，后来被我们中心沿用。在雅静的住宅区里有这么一栋小楼作为教室实在是难得，我们每次从南苑到这边上课似是一趟休闲之旅：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出了西门，从人行天桥上穿过，漫步到北苑，像是来度假。小教室里坐着我们这一级十二名学生，显得很宽松，窗外摇曳着墨绿色的树影，教室里老师的声音响亮而清晰，和风从窗外吹进来，弥漫着花香。课堂上我们讨论得很少，多是听老师讲，课上得很轻松。说心里话，读研几年，不觉得有哪位老师的课上得特别精彩，也许他们把心思都用在科研上，对上课并不太重视。我们也乐得没人管，成天无拘无束，课上课下都如闲云野鹤般逍遥自在。
辅导员卢老师，刚硕士毕业留校。当时研究生毕业去向都不错，并没多少人愿意留校，但留校的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卢老师身材瘦削，步履稳重，语言沉缓，处事低调，对我和肖君很好，常请我们吃饭，和我们聊天。我们还到卢老师位于市郊的新家去过几次。学生生活比较清苦，去他家说白了就是想开点荤，给肚子添些油水。刚留校的卢老师，位置似有些尴尬：学生的头，老师的尾——学生不够尊重，老师亦不重视（多为他的长者和前辈）。我们读研三年，他一直很隐忍。我们毕业那一年，他考上了复旦的博士。自古做大事者，需耐得住寂寞。孤独的时候，就是与别人拉开距离的时候。做学问，更是要板凳需坐十年冷，厚积薄发。卢老师的经历很好地诠释了这些道理。博士没毕业，他就评上了副高。没几年，由于在专业领域学术成果突出，被破格提升为正教授，成为学院的青年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中心的几位老师中，杨老性格特征最鲜明。他性情耿直，极富正义感，快人快语，表里如一，平时话语中多有流露对社会不公与体制腐败的不满与讽刺。他学术功底很深，对中东颇有研究，著的《拉宾传》在学界广有影响，是国关中心的资深教授，深孚众望。相处时间久了，我们发现他的性格里也颇有机智幽默的一面，每次去他家里拜访，聊至兴起，他说起话来妙语连珠、轻松诙谐，和平时判若两人。他表面上很严肃，心地却很宽厚，有时对学生会显出慈父般的关爱。
九八级一师兄，性格内向，平时独来独往，在许多老师眼里是个异类（实际上他只是不善与人沟通），杨老也认为他目无尊长，对他颇有看法。许多老师想在毕业论文答辩上为难他一下，没成想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精心准备了一篇立意新颖、观点鲜明、结构严谨、文采飞扬的毕业论文，几位答辩老师对他的论文都非常满意，觉得简直无懈可击。杨老尽弃前嫌，当场给了他很高的赞誉。这位师兄毕业后去了成都军区驻昆明某军事情报部门，部队的管理很严格，他不善与人沟通，备受同事和上司的挤压，在里面呆得非常压抑，不久他竟从部队出走了。此事非同小可，军情部门可不是一般的政府机关，涉及国家机密，他的上级马上派出一队人马追拿他。从部队出走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在学校对他印象最不佳的杨老，他给杨老打了电话，跑到杨老家里，杨老耐心地安抚和开导他。军情部门追踪了他的电话，接踵而至找到杨老家，在院子里还布置了岗哨。当时他就藏在杨老的卧室里，杨老处变不惊，镇定地对带队军官说：“你们这样兴师动众地前来，叫邻居见了怕不好瞧吧！怎么说我也是大学教授，我家里你们怎么说来就来？他要是再和我联系，我一定通知你们。”话里有一种不可冒犯的威严。出于对杨老一身正气的敬畏，带队军官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几天后，师兄自己回了部队。然而，时隔不久他再次从部队出走，这次是被部队的人抓了回去。两次出走引起了他的上级领导高度重视，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在分析了他的性格和特殊情况后，考虑到部队招收高级专门人才的不易，他的出走在客观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后果，上级领导要求他写出不再出走的保证书后，也没太为难他，只给予很轻的处罚。不久，他和一位个体户女老板成了家，那女老板对他很好，他便再没出走过。
我们毕业后没几年，杨老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以前也知道他身体不太好，但没想到有这么严重。他去世后，才了解到由于他性情耿直，在文革期间受到红卫兵的批斗，受了不少折磨，身体遭受摧残。文革后恢复了名誉，但落下了病根，腿脚不太灵便，走路颤颤微微的，一直靠中药调养。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他给我们上课时，总是带着一只带吸管的塑料杯，原来那里面装的是药。
五
第二年清明，中心全体师生去了市郊的大自然风情园。这是一座位于滇池边的度假村，里面可棋牌、游泳、钓鱼、按摩，还有一个人工湖和环湖沙滩。我们赤脚在沙滩上走，细腻的沙子摩擦着脚底，沙子从脚丫间钻出来，非常舒适。湖水清澈透亮，只是有点凉，没人敢下去游泳。晚上我们吃了顿自助餐，各种面点、荤素、烧烤、什锦饭、汤类沿着大厅周围摆了一圈，菜肴之丰盛超出了我们的见识。吃惯了学校食堂没什么油水的饭菜后，一下见到这么多美味，我们敞开了肚皮，吃得肚子都胀得疼。饭后，我们去了滇池边，沿着水边的小路散步，水边有许多网箱，一座座竹子搭成的吊桥通往网箱，想必那网箱里一定养了鱼。空气里有股淡淡的腐蚀味，湖边的水面上漂着一层绿藻，水质已受一定程度的污染，要不然，这里真是人间仙境。在湖边逛了一个多小时，肚子舒服多了，我们才迎着晚风谈笑风生地返回度假村。
我们的公寓楼是男女生混住的，七楼住的博士，四楼和六楼住的女生，一、二、三、五层住的是男生。有人戏称女生是夹心面包，受男生的多重保护。我们宿舍是班里的“核心”宿舍，兄弟姐妹们有事没事总喜欢往我们宿舍跑，一来就叙上半天。男女生同住一楼，免不了会发生一些小插曲。我们宿舍斜对门有一位来自楚雄州的仁兄，仪表斯文，整天着一套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雪亮，外观上看一表人才。一天打饭回来，见几位女生站在他们宿舍门口大声说着什么，听了一会才明白，原来这位仁兄老是给楼上的一位女生写信，信里不乏暧昧之词，女生屡次严词拒绝也无济于事，感到受了轻薄，这才和几个姐妹下楼来将他堵在宿舍里，要求他当着众人的面向她道歉。这位仁兄百般抵赖，不承认信是他写的，那女生拿出信来，可信上的署名都是“杨哥”，也无法证明系出自他手。僵持到最后，这位仁兄仍拒绝道歉，但整层楼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几位女生见已达到警告的目的，便没再追究，悻悻而去。此后，那位女生再没收到“杨哥”的来信。
同室的宋君和四川的李君有段时间频频去某条街上的排档“通吃”（每人花上十块钱可任意地吃），回来还畅谈大快朵颐的痛快和实惠。我随他们去过一次，吃得是很过瘾，但没再去过——吃得虽痛快，但会不知不觉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还要跑那么远。宋君身体强壮，食量惊人，他常怂恿别人和他一道去，幸而其他人少有像他这么能吃的，不然店老板可折了老本。
有段时间他俩喜欢上了跳舞，每次回来后李君还意犹未尽，在宿舍里和着小录音机里的曲子翩翩起舞。那段时间李君常光顾音像店，每次去都要买回几盘磁带，他的一个抽屉都被磁带塞满了。此后，只要他在宿舍，屋里总有音乐声回荡。李君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说舞场有许多年轻女孩，可随意邀请作舞伴，给十块钱还可摸她们身上的敏感部位，但仅限一支舞曲的时间。也许李君是在炫耀，我没去过也无法考证。我们这一级除了河南的李兄已成家，其他都是单身，多数都没谈朋友，感情生活是空白的。公寓楼上的女生不是成了家就是有男朋友。研究生公寓远离本科生的宿舍，平时我们很少有机会和本科生接触，再说，我们多是工作了几年后才读研的，和本科生是两个时代的人，已经有代沟了。李君怂恿我去跳舞（意在找女舞伴），还绘声绘色道：“这也是一种生活和体验，不经历就不了解那种生活状态，你的人生就不完整。”我说：“不是每种生活都要体验，吸白粉也是一种生活，可要尝试？”他涨红了脸说：“这怎么一样？！”我说：“从某种角度看，是一样的。”他愤然没有再说话。
有时我们会结伴而行去市中心的大超市。沿着有许多精品店和小饭店的钱局街往南，再穿过几条街就到了沃尔玛超市。我们每次去买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一路走一边聊，沿街看看风景。超市里的商品琳琅满目，流光溢彩，精彩纷呈，也许是太过丰富了，反让人有种难以满足的失落感——生活本身真正需要的并不多，但来了这里总会让人生出无限的欲望，商品越丰富，人的欲望也会随之膨胀。我来此主要是奔茶叶专柜去的，这里专售一种翠茗，味道非常独特，也很便宜，每次我都要买上几袋。午后或夜晚，几位室友都出去了，宿舍里异常安静，泡上一杯翠茗，看着翠绿的叶子渐渐舒展开，如花般在水中绽放，水色由清亮慢慢变得碧绿，杯口飘着一缕热气，一股淡淡的清香沁入心脾，有股兰花的幽香，闻着香味就有了几分醉意。
第二年暑假，表姐在电话说要来昆明，真是意外的惊喜。姐夫参加单位组织的在昆明为期半个月的学习班，表姐顺便跟着过来旅游一趟。表姐和姐夫抵达昆明，对一切都感到新鲜，觉得地上的红土和家乡的泥土都不一样。晚上带表姐和姐夫去吃了一顿正宗的过桥米线。在精巧雅致的大厅里坐定后，服务员先给我们每人上了四个荤盘和八个素盘，随后又上了四盘小点心。姐夫正要动筷子，我说：“别急，不是现在吃的。”片刻，服务员给每人端来一碗米线和一大碗滚沸的鸡汤，表姐和姐夫好奇地看着服务员，只见服务员将四个荤盘迅速倒进鸡汤里，等了片刻，又将四个素盘倒进大碗里，最后才将米线倒进去，微笑地说：“请用。”姐夫被这一套动作深深吸引了，脸上露出不常见的微笑。就着四盘精致的小菜，我们开始品尝起来。汤的味道非常浓，是原汁原味的鸡汤，四个荤盘是切得极薄的像纸一样的肉片，倒进汤里就被烫熟了，既保留了肉的原味，又混合了鸡汤的香味。姐夫吃得非常开心，情不自禁地说：“不错！真是不虚此行。”吃到一半，旁边的舞台上开始上演一场歌舞表演，让客人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欣赏一场别具民族特色的精彩演出。
校园西北角的九头鸟文印室，是我们常光顾的地方。店主小吴是一位湖北姑娘，二十出头的样子。初见，感觉她待人随和而不乏热情，肤色白皙又有些白里透红，像是在屋里呆久了缺乏日照的缘故。一次午后去打印，一旁电饭锅里热着的菜肴发出诱人的香味，一问才知道她们都还没吃饭，平常一般要到两三点以后才能吃上。一次很晚去打印，店里只有小吴与另一位员工，与平日的笑脸相迎不同，这次她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我一打印完她就出门骑车飞驰而去。事后才知她的住处离店有点远，太晚了回去路上不太安全，所以那晚她才很着急。有一次在店里我随口问她：这打印的材料什么都有，你天天接触也是一种学习，长期积累知识面一定很广。她淡淡地说：哪有那份闲心，每天只顾着看字打印排版，打完了对内容根本没多少印象。谈到打字，小吴和我说了一件事：不久前云大一位老师拿了本书来，书上划了许多杠杠，他让我把划线的部分打印出来，好去出书评教授。当时我很震惊，原来教授就是这样评的。说完，她不经意地看了我一眼，我被她看得心里一紧，那眼神里分明有一丝轻蔑——你以后也是高级知识分子，莫不是成天就捣鼓这东西？！
去店里次数多了，与小吴也渐熟。第二年春节和毕业前，小吴邀我与同窗方君去她的住处做饭，在她家里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其乐融融的亲情（学校离家很远，读研期间很少回家）。研三时，小吴在街对面又开了家店，老店由妹妹打理。新店名为“缘之源”，颇有几分浪漫气息与艺术格调。一次去小吴的新店，见旁边卷着铺盖，我问：晚上有谁睡在这里吗？她平静地说：是我守店。我颇感惊讶，问：晚上万一有人闯入，你一个女孩子如何应对？她有些无奈地说：能怎么应对，万一遇到那种情况，我会对他说你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对于小吴，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不同寻常的经历：兄弟姊妹很多，小时家里条件很不好，她没读过几年书。还未成年她就去省城打工，用业余时间学了当时才刚兴起的电脑打字，后来在省城开了间打印店。然而武汉的天气实在不够养人，冬天严寒夏日酷热，夏天她的打印店里热得像蒸笼（当时还很少有装空调的），每到冬天她的手就冻得红肿痛痒难耐，于是她就想：若能去一个一年四季天气宜人的城市开店多好！几年后她只身坐上一列西行的火车一路向西寻找。在昆明，她感觉很好，空气清新气候宜人，于是决定留下。费了一番周折后，她在学校旁开了间打印店，随后把哥哥妹妹也叫过来帮忙。
六
雨季来临，雨点一阵大一阵小，持续下了一个多月，少有停下来的时候，成天难得见到阳光。我和同班的小方被困在宿舍里，哪里也去不了，一个多月没出汗，浑身憋得难受，这时我们都想念起家乡那热火朝天、大汗淋漓的夏天来。
云南与东部有一个半小时的时差，早上七点校园里还见不到几个身影，晚上八点还能见到夕阳。习惯了早起的我刚来时颇不适应，早上六点半起来跑步，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外面更是见不到一个人影。后来起来稍迟一点，在七点之后。街上的店铺晚上门关得很早，大多八点多就关了门；早上门开得却很迟，好几次九点半去买东西，店铺还没开门。许多店老板见有顾客来了，还坐在那里不动，上去问他，他带理不理的——也许是习惯了这里悠闲的生活方式，做生意也是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
市郊的金殿公园环境清幽，是节假日休闲赏玩的好去处。里面有一座平西王展览馆，吴三桂当年使的大刀陈列在一个玻璃柜里，刀片比电影里放的当年砍日本鬼子的大刀还要宽还要长还要厚，刀柄也是铁的，没有相当的力气是绝耍不动的。大刀如一个沉睡的武士静静地躺在阁架上，虽已覆了一层锈迹，但隐隐地透出一股寒气，让人遥想起当年吴三桂手持这把大刀于千军万马中冲锋陷阵的情景，不知曾有多少冤魂惨死在这把刀下，那暗黑的刀面上似浸透着一层厚厚的血迹。
城西的大观公园座落在滇池边，紧邻著名的西山。第一次是全班一起去的，我们在湖边找了条小船，船工将船摇向湖中心，我们轮流替船工摇桨，过足了划船瘾。湖面上空气清新，粼粼的波光倒映着天色，对岸的神女峰如一位沉睡的少女，姿态安详，曲线优美。我们饱览了湖上的风光后，船工将船摇到公园里面的一僻静处泊下，替我们省了进园的门票钱。公园里有大片如茵的绿草和临水的垂柳，站在水边，烟波浩淼的水面让人生出无限感慨，甘肃的李君喜形于色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水！”他老家缺水，庄稼基本是靠天收，干旱年份吃水都成问题。
最后一个春节没有回家，和甘肃的李君孤零零地呆在宿舍里。年三十的上午，凭学生证去研究生部领了五十元，这是校领导对春节没回家同学的慰劳。晚上，所有没回家的同学在东二院的学生食堂还有一次聚餐，十人一桌，凭学生证进去就餐。我和李君都没打算去——去的基本都是本科生，和一群不相识的人坐在一个桌上吃饭感觉怪别扭的。中午师兄丹志打来电话邀我们去他家吃年夜饭，颇感意外且惊喜。丹志的母亲早逝，他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是师大的退休老师，据说此前每年年三十他父亲都会请我们中心没回家的同学去他家吃年夜饭。我和李君到了师兄家的楼下，师兄着了一身唐装下来迎接我们，显出一份新年将至的喜庆。他父亲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邀我们入座。他父亲乐观而开朗，非常健谈，不时往我们碗里夹菜。菜肴极其丰盛，在师兄父子的盛情之下，我和李君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一转眼临近毕业，同窗们开始联系工作，参加几次招聘会后，大家的心情开始变得有些低沉，就业形势比预期的要严峻，大家都感觉专业对就业的影响很大——就业市场上文史哲专业普遍不吃香，理工科的情况要好得多。四川的李君开始往各个高校的人事处投寄简历，大家都觉得他这样做是白费精力，面对雪片般的简历谁会仔细看？可他不为所动，每天都寄出去十几封简历，做法颇有些像《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杜弗瑞（他持续六年给州议会写信为狱友们申请到修缮监狱图书馆的资金）。正当大家还在疑惑之时，李君陆续收到多所高校的面试通知，计十几封之多。他去了其中的好几所学校，面试都轻松拿下。他对九江学院崭新宽敞的球场印象很深，可对态度傲慢的校长提出进去需和学校签订服务十年的合同非常不满，回来后还愤愤地说：“凭什么给他服务十年，他是我爹？！”最后，李君确定了去华中师大。正当他准备办理手续，收到了华师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由于他的健康原因，学校认为他不适合到华师工作。李君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李君读研前曾在乡中学当了几年老师，学校的卫生状况很糟糕，饮用的井水里常混杂着粪便，食堂的饭菜用他的话说简直是猪狗食，他在那里染上了乙肝病毒，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后来，李君去了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回老家了。
李君平时酷爱读书，常从图书馆抱回一摞书，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后送回去再换一摞。他看书的速度极快，几小时就能看完一本厚书，颇有些似诸葛亮读书“览其大略”，时间短却能尽数吸收书中的精髓。凡是他认识或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的书架上的书都被他借阅过。由于博览群书，他分析问题极具思辨力，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他性格很率直，对世事的虚伪与矫饰看得很分明，许多观点很超前，高出常人的认知水平，因而难以获得众人的认可，他也懒得搭理别人，总是独善其身，逍遥自在。日常生活上，他几乎每天早上都去跑步，下午打篮球，常提着一袋新鲜水果回宿舍，一有空就在宿舍里做俯卧撑。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以自己的方式；他是一个高尚和纯粹的人，在真正了解他的人眼里。
二〇〇三年三月，去上海和北京考了两场试，颇有些疲惫。从北京返回昆明时，春城无处不飞花，整座城市弥漫着宜人的花香，走在街上，差点被馥郁的花香醉倒，顿感在外面跑了一圈，还是朝夕相处了三年的春城最好。回到公寓，坐在宽敞明亮的宿舍里，夜风送来丁香沁人心脾的芬芳，泡上一杯翠茗，心儿都有些醉了。
毕业前，我们班全体去市郊过了一天农家乐。在游乐场塑胶球场踢了一个多小时的球，球的气不足，大家都赤脚，可玩得异常开心，谭妹还射进了两个球，高兴得跳了起来。在湖边的吊桥上，大家兴奋地来回走着，练就技巧和胆量——吊桥很松，踩上去摇晃得厉害，像是在荡秋千。下午在水库里划船，我们的心情随碧绿的湖水一起荡漾。在湖中心遇到两个撑船打鱼的人，船舱里堆满了活蹦乱跳的鲜鱼，我们挑了两条大的，带回去让主人给做了。
离校前，和肖君去了一趟圆通山，在樱花树下漫步，虽已过了樱花绽放的时节，可并不觉得惋惜，若是在樱花怒放的日子来此，定会有些不舍。六月的春城满眼翠绿，虽已不是花儿开放的旺季，但多了一份宁静与平和——绿相对于红，更有一份持久与恒定的美。我们走遍了园里的每个角落，希望能留下更深刻的记忆，以待日后回忆时能有更清晰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在昆明的最后一次游览了。
昆明的著名景点世博园和民族村我始终没有去，可并不觉遗憾，我在心里早就这样想：良辰美景，应与心爱的人共度。读研三年，既没遇到心仪的人，好的去处就留在想象里吧，去了恐也只是走马观花。美景如同美人，最好的，也许都是那未曾见识和遇到过的。
睡在我下铺的同乡李君，毕业后留在了昆明。他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早年的志向就是做一名白领，希望能穿一身名牌西装，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上班，挣大把的钞票。他的愿望在毕业时终得以实现。读研的最后一年，他和一位师妹恋爱了。师妹的父亲是省□□厅的一位要员，凭着他的关系和人脉，李君毕业后进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省□□局，任局长秘书。毕业前他已拿到了驾照，有时开着车子来学校，甚是风光。同学们都说他至少要比别人少奋斗二十年——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总是嘿嘿一笑，美在心里。当初我们外省来的十位兄弟，就他一个人留在云南了，我们走时，他开车送我们去车站，同窗一场，分别时他很有些恋恋不舍。
李君的性格里有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当年在乡中学教书时，为考研报名，他到县教委跑了无数趟（基层教育机构的许多规定实在荒唐，给教师考研设置了种种障碍），师资科长被他磨得实在没办法，最后勉强同意他报考。入学考试成绩出来后，他的总分很高，但英语没过线，复试时几位导师不想要他，换旁人也就放弃了，但他没有。等面试结束，主持面试的导师离开会议室准备回家，李君跟在他身后，请求他给自己一次读书的机会。一开始导师不为所动，李君就一直跟着他，导师快到家时，终为李君的一片诚心打动，答应给他一个自费名额。入学后，李君学习非常刻苦，不久就在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后凭着这篇论文，李君获得了好几项大奖，领尽风骚。
来自湖北的方君，宿舍就在我对面，他为人质朴、坦诚，在班上人缘很好。当年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南京大学，被调剂到云大。当时的调剂生只有自费名额，几年读书生活方君在经济上颇有些拮据。第二年暑假，方君的高中同学其时正在武汉读研的小谢过来看他，方君欣喜不已。当时我一同学正在西南某边防检查站服役，屡次邀请我过去玩。于是我邀上方君、小谢和同乡李君一道前往。双层卧铺大巴里，我与李君同铺，方君与小谢同铺，方君与小谢一路聊到终点站，一路上精神都极佳，几没见他合过眼，这一段旅程他是几年中最开心的时光。方君朴实单纯，心地善良，也很容易感受到别人的善意。研二下学期楼管阿姨换了一位，看楼多数时间都很无聊，方君与新楼管阿姨熟悉后，常去大厅登记处坐着陪她聊天，有时很晚回寝室还见到他与阿姨在一起，不由感佩他的实在与韧性。为挣取一点补助，方君作为学生助理在研究生部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毕业前去研究生部办事，常见他坐在办公桌后，像模像样的。毕业前，方君和我一道去复旦和北大参加了两场博士入学考试。他性情沉稳，不喜玩乐，平时多呆在寝室里看书，专业知识较为扎实，结果被北大录取，毕业后直接去北大读博。几年间，方君与我在一起玩得不算太多，但相处默契，彼此欣赏，情同手足。
火车朝着家乡的方向飞奔，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三年读书生涯经历的一幕幕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我知道，这座城市虽承载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只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前方有着我要去的下一站，无论迎接我的是什么，都将是我的下一段人生。我想起泰戈尔的诗：别为了摘花而驻足逗留，往前走吧，花儿会沿途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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