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对话兰大中文系前系主任、语言文字学家张文轩教授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话概括了我们中文人的人生方向，我们中文人应该具有的品格就是四个字：‘道义、文章’。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仍应坚守本心，永远以天下为己任，这样我们才有灵魂，有动力。”
开卷读书，提笔写字
文学院网络新闻中心（下简称“文”）：您现在还订着很多份报纸，但现状是新媒体对纸媒冲击很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
张文轩（以下简称“张”）：新媒体主要指网络传播，传统媒体则主要是纸媒（如报纸、书籍等），二者各有优势。
新媒体是现代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它的优点是传播速度快，传播区域广，这当然是非常先进的。但传统媒体，即印在纸面上的东西，也有它不可比拟的优点。第一点就是存放性强。比如纸质版的书籍，我今天可以看一些，过一个月或者更久可以拿起来再看，这就给人的阅读带来了很大的自主性。第二点是可靠性强，纸质版书籍印刷过程中经过多次校对修正，比较严谨。对于我们学术研究来说，还是纸质版可靠性更强。第三点是纸质版资料对视力伤害较小，这让我想到了现在很多小学的娃娃都带上了眼镜，就是由于“光污染”过于严重，这点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我认为这两种媒体各有利弊，我们应该客观评价两者，取自己所需。这就像飞机与自行车，虽然飞机在技术上更先进，自行车相对来说落后，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
文：随着电脑的普及，人们提笔写字的机会越来越少，您认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练习书法（尤其是软笔书法）的意义何在呢？
张：我认为汉字书法是一种“独树一帜”的艺术，它造就了一个独特的艺术领域。书法对社会的影响很大，不光是我们家里挂的字画与书法有关，就连商店的招牌、门框上的对联等都与书法密不可分。电脑打字固然速度快，与书法写出来的字传达的信息也一样，但二者一个有艺术的附加，一个没有，这就使二者有了天壤之别。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女同志喜欢戴金银首饰。这些首饰比同等重量的金银贵得多，就是因为其中有艺术价值的附加，这种价值是从审美的精神领域产生的。电脑打出来的字与书法作品是同样的道理，一样的内容，二者的价值肯定是不同的。
现在的一个好现象是“书法热”的形成，但不好的现象是书法的练习没有从小抓起。和写古诗文一样，书法也要从小抓起，才能有扎实的基础，才能成大气候。这对我们现在的小学教育提出了质疑，即小学生到底应该学什么，不应该学什么。现在我们的学生负担越来越重，但他们的艺术水平和文化修养没有提高。好在国家现在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遇，但是怎么入手，就又是一个挑战了。
书法也要从小抓起，才能有扎实的基础
研究是一种劳动，其乐无穷
文：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会感觉到语言学学习略显枯燥，从考研情况来看，文学方向研究生也比语言学方向研究生人数多。那么您认为语言学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张：“中文系”的全称是“中国语言文学系”，它主要有语言和文学两个方向。其中语言不仅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基础，新闻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物理、化学研究都需要语言做基础。如果语言关过得不好，会对我们的思维产生负面影响。
至于现在同学们考研时大多选择文学方向，我认为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文学是形象思维的结晶，看起来较为生动愉快，文学作品的阅读也会给人带来愉悦感，这种愉悦感恰恰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而语言研究主要用逻辑思维，若还没有入门，就会显得比较枯燥，愉悦感可能少一些。第二，语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很大难度的，语言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它要求研究者有比较深厚的语言基础知识，这其中要下的功夫就非常多，所以同学们可能认为语言学研究不大容易产生成果。我们从事语言学研究，少则几月，多则几年，才能做出一篇文章。这在当今主要以研究成果数量为评价标准的大背景下是非常不利的。这或许也是同学们不大喜欢选择语言学方向的原因。
文学与语言学虽然有数量上的差别，但语言学研究似乎“时效性”比较强，语言学十几年前的一篇论文我们现在研究可能还能拿来参考，但文学由于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受政策、社会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所以“时效性”可能没有那么强。因此研究学问时，我们不应该只注重短期内出的成果的多少，而应该注意研究成果究竟能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
文：您刚刚说到选择语言学研究方向的同学较少的一个原因就是语言学研究本身有相当的难度，那么您认为在本科阶段我们应如何打好语言学基础呢？
张：本科阶段我们学习的主要是基础课和选修课，基础课中也有主干和附属之别，这些基础课对于我们本科生来说都应该学好。对于以后有志于报考语言学方向研究生的同学来说，基础课更要学好。现在选修课比较多，基础课课时比20年前减少了很多，但知识内容并没有减少，这就需要我们同学在课下自己认真复习，把教材吃透。当然，一些重要的选修课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方言学等，这是想报考语言学方向研究生的同学一定要选修且必须要学好的，不然我们的同学就没有竞争力了。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我们兰州大学等高校的中文系，在本科阶段就已经开设了上面所说的那些课程，如果我们的同学不学好的话，我们的知识层次就降低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力就不强。
对于有志于语言学研究的同学来说，在学好语言学的同时并不能忽视文学的学习。主干课一定要学好，选修课则要选择性来学习，比如《古代文学作品选》《文心雕龙选读》等一定要选修，《文心雕龙》内容深奥、文笔优美，我们有必要细细体味。像这样的选修课学不好，就不能从事文学研究，也不能从事语言研究。
文：您认为没有方言背景的同学将来在从事语言学研究（尤其是偏向方言学研究）时的劣势是否会很大呢？
张：对语言学科的研究者来说，最好是有方言背景。因为中国是个方言众多的国家，每种方言都有自己独立的语音系统，每种方言都与普通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同学们会说一门或几门方言，这当然会为语言学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便利。但现在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很多人都没有了自己的方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方言背景依然可以研究语言学，因为现在世界变得很小，许多同学虽然不会说方言，但英语或者小语种掌握得非常好，这也可以为我们比较不同国家的语言提供便利。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调查获取方言语料，这也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一个人能否做好语言学研究，关键还在于他的基础知识掌握是否牢靠，是否有钻研精神。
文：有一种说法是“我们不学语言学也会说汉语”，那么您认为语言学的实际应用价值是什么呢？
张：我们的本科学生有时认为不学现代汉语一样能说话，写文章，这话没错。但问题是我们是在上大学而不是小学，小学时我们是因为不会才学习，而我们上大学的目的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大学生（尤其是我们中文系的学生）不仅要会说话，会写文章，更要在看到语音、语法错误时能指出并能说出道理来。因为我们的学生之后要从事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要用这些知识来纠正、指导、说服别人。我们如果不学习理论，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也就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现在报纸、书籍上总会出现很多不合乎语言规范的现象，这说明作者、编辑都不大懂语言学基本知识和理论。人们经常阅读这些材料，语言运用会发生混乱，这是很可怕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把大学生培养成对母语有理论认识的人，这也是语言文字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素养。
文：您写过一篇文章《可爱的汉语》，您是如何从语言研究中得到快乐的呢？
张：语言学的研究和其它学问的研究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对既定材料的深入观察，收集大量资料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学术研究的目的就是在看起来混沌一片的世界中找到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从复杂的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别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你发现了，这就是精神上的极大胜利，这种胜利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是非常强烈的。
研究的过程是艰辛的，但当你得出一些成果时，这种成就感是非常美好的，小小的成果积累起来，你就能顺藤摸瓜，最终得到很大的收获。我举个例子来说：兰州方言中“下”有时读xia（去声）也可说ha（去声），但有些情况下就不能通用。我通过研究发现了一条规律，这条规律揭示出通用与不通用的语言条件。这一发现可用“词汇扩散理论”解释，也为“词汇扩散理论”中的先头词的产生提供了一种语法条件。
前人没有把这种象解释清楚，而我得出了这个结论，我内心当然是欢喜的。这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的《中国语言学报》上面，我们的研究影响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这当然是很有收获感，必然是很愉快的。
我认为学术研究也是一种劳动，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当然会获得非常大的愉悦感。收获是奉献给社会的，为社会做出贡献才会产生真正的、深层次的愉快感。
文：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是怎样的呢？
张：当时课程主要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两部分。基础课为古代汉语（周四，两年制）、现代汉语（周四，一年制）、语言学概论（周四，一年制）、古代文学史（周四，三年制）、现代文学史（周四，一学期制）、文学概论（周四，一年制）、外国文学史（周四，一年制）。专业课到四年级才开始上，主要有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均为必修）、汉语史、现代汉语研究、语言专题讲座。
上面所说的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课程，文学方面的课程主要有白居易研究、屈原研究、苏轼研究、李白研究等等。我们那时候还有写作课，两年学制，这是非常好的，主要包括应用文写作、小说写作等等。
特色课程我们有书法课（有时还专门讲授板书的写作）、诗词格律学、作家谈创作、学者谈学术（个人经验、如何写论文）等等。我们那时的课程可以说是注重基础，讲求实效，这对我们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
文：有人说“音韵学是一门绝学”，您是什么时候接触了音韵学并对它产生了兴趣？对于音韵学等一系列经典，您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张：我对音韵学的兴趣可以说是从写旧体诗上引起的。从小受父亲的指导，我们在家中经常“对对子”。“对对子”就要讲究平仄，这逼着我早早开始浏览这方面的书籍。我最早是在高一时买到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这本书，这本书写得浅显明白，我看到后非常高兴。它使我一下明白了之前不理解的很多东西，大有“豁然开朗”之感。
到了高二，我偶然接触到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常识》，从中知道了很多之前闻所未闻的音韵学知识（比如声母“见溪群疑”、上古音与今音的差别等），这些知识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本科是五年学制，现在很多研究生上的课（比如汉语史）我们当时就上了，这使我们比较早地进入了汉语史、音韵学等的研究，积累了很多音韵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正是这种扎实的基础为我之后的音韵学研究做了很好的铺垫，也使我更容易从研究中发现乐趣。
现在我们提倡小学生学经典，我觉得这是很有必要的。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小娃娃们正处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应该让他们记住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像“兔子跳、青蛙跳”这种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这对他们人文素养的提升、知识的积累和今后的发展都是很有帮助的。
先生在认真地讲解
中文系学生应具备作旧体诗和文言文的能力
文：您认为从事古汉语方向教学的教师一定要具备旧体诗和古文的写作能力吗？
张：我认为不光是教古代汉语的老师，教授古代文学的老师也应该会写旧体诗和文言文。道理很简单，举例来说，如果教英语的老师自己都不会进行英语写作，那么他还怎样去教自己的学生呢？汉语更是如此，如果身为老师，自己都不具备旧体诗和文言文的写作能力，那么他还怎么能根据自己的写作经验去指导学生理解、写作旧体诗和文言文呢？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至少有四五十年都在反对写文言文、古体诗，所以我们现在的高校老师大多不会写旧体诗和文言文，这是我们多年教育体制造成的，也是中国多年历史环境造成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但存在不一定就合理。这就给我们现在的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我们现在的学生将来想从事古汉语或古代文学方向的教学，就要学会写作古体诗和文言文，这也是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有机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文：您刚刚提到小学阶段对于经典的教育缺失，但现在有一种现象：家长强迫孩子去上一些孩子并不喜欢的“兴趣班”（比如书法或民乐等），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张：我认为这恰恰是家长与我们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在“教什么、学什么”的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为什么家长要给孩子报“兴趣班”？正是因为书法等一些东西学校里不学，但家长又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教育部门也应该和家长站到同一边，而不应该对立起来。
比如琴棋书画，这是中国人历来很重视的东西，而现在的教育中，美术、音乐等课程往往被抛弃和虚化，这样的现象让家长怎能不着急？毕竟家长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就要求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门改变课程安排，多多加入符合社会需要的内容、实用的内容。教育改革应该以调查为先，多多深入民间，听听家长们的意见。
现行教育体制往往还是以奥数、英语这些科目的成绩高低论英雄，这就体现出社会需求和教育制度的脱节。一个国家想要把弘扬传统文化真正落到实处，就应该把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与考试相结合。举个例子，为什么唐朝书法能达到很高的境界？就是因为科举要考书法。所以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教育也应该和“功令”挂钩，这样才能提高师生的积极性，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师生皆有责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文：您见证了中文系的历史，您认为我们中文系的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呢？
张：简要地说，我们现在的院训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我提出来的，原来是没有的。（包括现在文学院院报《文苑》中的“文苑”二字都是我写的。）这句话本是明朝忠烈杨继盛写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革命先烈李大钊把这句话改成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辣手”是要求我们文章写得有棱角，“妙手”则是要求我们文章写得很精致。我认为这句话就概括了我们中文人应该具有的品质，第一点是道德，第二点是文章。我们要有高尚的品格和情操，否则我们文科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不会给社会做出贡献，反而还会成为社会的祸害。
“铁肩担道义”即担当社会大义，这是我们向前的动力。“妙手著文章”即要有驾驭文字的能力，最起码的要求是文从字顺，先过“文字关”。进一步我们还要有更高的追求，要能写出好文章，妙笔生花。因此“道德、文章”四个字就概括出了我们中文人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我们中文人要达到“四个一”，即“一肚子学问、一笔好字、一口京腔、一表人才”。我们中文人要堂堂正正，优雅端庄，有学问，有修养，落落大方。
人物简介
张文轩，字术远，又字敬武，男，汉族，年4月生，甘肃永登人。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年兰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师从祝敏彻、黄焯教授。曾任兰大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兰大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大常委、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语言文字学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兰大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甘肃省语委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陇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
长期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讲“现代汉语”“古代汉语”“音韵学”“诗词格律学”等课程。专长音韵、方言研究及古诗文写作，具有深厚的书法造诣。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专著有《兰州方言志》《兰州方言词典》《帝王世纪译注》《帝王经界纪校译》等，译著有《语言学导论》《声调的音系特征》《语言预制品及惯常思想》等，与他人合著有《诗经译注》《老乞大朴通事语言研究》《应用现代汉语教程》等。多次获学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甘肃省社科最高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甘肃省高校哲社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采编
梁宸
图片
张文轩教授
执行编辑
李月梁永琪
责任编辑
王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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